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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平均消费水平，但对于陈白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想想她的 Max Mara和Elie Saab、全套双立人厨具和Artemide组灯，它们与这萧条破旧的小区格格不入，但又的确由真金白银换来，六百元于她的生活来说，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还要听她爸爸妈妈的唠叨，说如果她肯屈尊住宿舍，现在就有房租收入了，不仅够她零用，还能贴补家里。所以到了大一下半年，她跟父母说好，把这点儿可 怜的生活费也省掉了。
她的生活来源是站展会和做家教，一开始没什么名气，赚钱很少。 但是她做得很认真，要露大腿就认真露，要讲课就一丝不苟。她给美术生补习英语，后来她带的学生考上央美，学生又把她介绍给画室的师弟师妹，再加上做些翻译和剪些广告片，反正七七八八加起来，能够支撑她自己的生活——事实上我估算过她当时的收入，完全抵得上一个白领，而白领是供房之余还有存款的，她却因为保持着幼年遗留下的奢侈的生活习惯，常常身无分文。
这并不是夸张，是真正的身无分文。陈白露的家在朝阳区，学校在海淀，往返一次并不太方便，如果一大早有课，她前一天会在宿舍过夜。 某个学期她在宿舍过夜的这天我也刚好晚上有课，这天我们会一起去食堂吃晚饭。
有一次，我在食堂门外的报刊亭等她，她笑嘻嘻地走来，手里握着一只有莲花纹浮雕的天青色茶壶。我很爱茶具，立刻夺过来想看壶底的印章，壶是温热的，茶已经泡好了。
我打开盖子，澄明透亮，是金骏眉。那只盖子做得很精巧，顶上的柄是一只貔貅的头，嘴巴朝天张着，貔貅头又是可以拧下来的，盖子中空，可以做小香炉。底下泡着热茶，上面香烟从貔貅口中吐出，我觉得十分有趣，问她能不能把这只小壶送给我，或者告诉我从哪里淘换得到。 “我从沈阳老家带来的，只有这一只。我帮你问问我爸它是从哪儿来的，不过你不要抱什么希望，年头太久，他不一定记得清。” 既然是孤品，我就不好强行夺过来，但我的心全扑在这精巧的小玩意儿上了，一路握着不肯撒手。我有收集这些东西的癖好，况且从小到大，凡我看上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这只小壶在后来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我的心病，直到有一天陈白露正式把它送给我——但我那时候已经无暇为得到它而高兴了。
那天我照例点了煲仔饭，但陈白露只点了一碗米饭，然后笑嘻嘻地把茶浇在米饭上。
“你要减肥？”
“没有钱啦。”她笑着说。 我记得一份卤肉饭是八元还是十元。“怎么至于？” “就是至于啊。”她用勺子咔嗒咔嗒地戳着食堂里的劣质籼米，澄明透亮的金骏眉慢慢渗下去。“我得弄点儿钱。”她边吃边说。 又过了一个月，她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去不去国大看《红楼梦》？” 那是2008年夏天，上海越剧院到国家大剧院演出新版的《红楼梦》，主演是我们俩都很喜欢的钱惠丽和单仰萍。我说：“好，我去买票。” 她很得意：“我已经买好了，两张。”
“我不坐二等座。” “一等座，‘哭灵’的时候连眼泪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钱了？” “翻译了一部片子，顺手把字幕做了，一共四千。”
我一算，两张国大一等票，差不多就是四千了。一场戏都看掉？前几天吃茶泡饭的是不是她？
“你节省一点儿吧。” “省它干吗？”她很诧异。 “你留一笔积蓄，就当救急用，以后再窘迫也不至于吃茶泡饭。” “留什么积蓄，我就是积蓄。”她干脆地说，“我脑子在，手在。” “总会有意外啊！” “富贵在天，”她说，“死生有命——你烦不烦？”
那年是2008年，我和陈白露刚好二十岁。
让我理一理思路，在陈白露和陈言相遇之前，还有什么是我没有讲到的？ 说一说首饰吧。 从广州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只保险箱，里面是足够我在各种场合佩戴的珠宝：金银缠丝的多层大项链、极细的镶着米粒小钻石的锁骨链、各式胸针和丝巾别针、刻着我妈妈名字的缅玉手镯和红宝石戒指，还有成把的发簪，我把它们都还给我妈，说我对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没有兴趣——但是我又想留下一条穿着一颗珍珠的银色项链，它装在一个小布袋里，设计简单，光色柔和，很戴得出去。
“咦？这条怎么在这个盒子里？它不值钱。”
我用指甲刮着那颗珍珠，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检验真假的办法：“是假的？”
“真倒是真的，只不过不是什么好的。” “我根本分不出好坏，只要是真的就好。”我捻着指尖刮下来的一点儿白色粉末。 “傻孩子，那是你见好东西见得少，见得多了，自然就分得出好坏。” 结果是，我连那条看中的珍珠项链也从来没有戴过。 人体已经足够天然和美，无须珍珠和钻石的装点；或者，如果人体是丑的，通体贴上金箔也是尊丑佛。 所以何必呢。 但陈 ↑返回顶部↑
她的生活来源是站展会和做家教，一开始没什么名气，赚钱很少。 但是她做得很认真，要露大腿就认真露，要讲课就一丝不苟。她给美术生补习英语，后来她带的学生考上央美，学生又把她介绍给画室的师弟师妹，再加上做些翻译和剪些广告片，反正七七八八加起来，能够支撑她自己的生活——事实上我估算过她当时的收入，完全抵得上一个白领，而白领是供房之余还有存款的，她却因为保持着幼年遗留下的奢侈的生活习惯，常常身无分文。
这并不是夸张，是真正的身无分文。陈白露的家在朝阳区，学校在海淀，往返一次并不太方便，如果一大早有课，她前一天会在宿舍过夜。 某个学期她在宿舍过夜的这天我也刚好晚上有课，这天我们会一起去食堂吃晚饭。
有一次，我在食堂门外的报刊亭等她，她笑嘻嘻地走来，手里握着一只有莲花纹浮雕的天青色茶壶。我很爱茶具，立刻夺过来想看壶底的印章，壶是温热的，茶已经泡好了。
我打开盖子，澄明透亮，是金骏眉。那只盖子做得很精巧，顶上的柄是一只貔貅的头，嘴巴朝天张着，貔貅头又是可以拧下来的，盖子中空，可以做小香炉。底下泡着热茶，上面香烟从貔貅口中吐出，我觉得十分有趣，问她能不能把这只小壶送给我，或者告诉我从哪里淘换得到。 “我从沈阳老家带来的，只有这一只。我帮你问问我爸它是从哪儿来的，不过你不要抱什么希望，年头太久，他不一定记得清。” 既然是孤品，我就不好强行夺过来，但我的心全扑在这精巧的小玩意儿上了，一路握着不肯撒手。我有收集这些东西的癖好，况且从小到大，凡我看上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这只小壶在后来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我的心病，直到有一天陈白露正式把它送给我——但我那时候已经无暇为得到它而高兴了。
那天我照例点了煲仔饭，但陈白露只点了一碗米饭，然后笑嘻嘻地把茶浇在米饭上。
“你要减肥？”
“没有钱啦。”她笑着说。 我记得一份卤肉饭是八元还是十元。“怎么至于？” “就是至于啊。”她用勺子咔嗒咔嗒地戳着食堂里的劣质籼米，澄明透亮的金骏眉慢慢渗下去。“我得弄点儿钱。”她边吃边说。 又过了一个月，她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去不去国大看《红楼梦》？” 那是2008年夏天，上海越剧院到国家大剧院演出新版的《红楼梦》，主演是我们俩都很喜欢的钱惠丽和单仰萍。我说：“好，我去买票。” 她很得意：“我已经买好了，两张。”
“我不坐二等座。” “一等座，‘哭灵’的时候连眼泪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钱了？” “翻译了一部片子，顺手把字幕做了，一共四千。”
我一算，两张国大一等票，差不多就是四千了。一场戏都看掉？前几天吃茶泡饭的是不是她？
“你节省一点儿吧。” “省它干吗？”她很诧异。 “你留一笔积蓄，就当救急用，以后再窘迫也不至于吃茶泡饭。” “留什么积蓄，我就是积蓄。”她干脆地说，“我脑子在，手在。” “总会有意外啊！” “富贵在天，”她说，“死生有命——你烦不烦？”
那年是2008年，我和陈白露刚好二十岁。
让我理一理思路，在陈白露和陈言相遇之前，还有什么是我没有讲到的？ 说一说首饰吧。 从广州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只保险箱，里面是足够我在各种场合佩戴的珠宝：金银缠丝的多层大项链、极细的镶着米粒小钻石的锁骨链、各式胸针和丝巾别针、刻着我妈妈名字的缅玉手镯和红宝石戒指，还有成把的发簪，我把它们都还给我妈，说我对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没有兴趣——但是我又想留下一条穿着一颗珍珠的银色项链，它装在一个小布袋里，设计简单，光色柔和，很戴得出去。
“咦？这条怎么在这个盒子里？它不值钱。”
我用指甲刮着那颗珍珠，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检验真假的办法：“是假的？”
“真倒是真的，只不过不是什么好的。” “我根本分不出好坏，只要是真的就好。”我捻着指尖刮下来的一点儿白色粉末。 “傻孩子，那是你见好东西见得少，见得多了，自然就分得出好坏。” 结果是，我连那条看中的珍珠项链也从来没有戴过。 人体已经足够天然和美，无须珍珠和钻石的装点；或者，如果人体是丑的，通体贴上金箔也是尊丑佛。 所以何必呢。 但陈 ↑返回顶部↑
学生的平均消费水平，但对于陈白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想想她的 Max Mara和Elie Saab、全套双立人厨具和Artemide组灯，它们与这萧条破旧的小区格格不入，但又的确由真金白银换来，六百元于她的生活来说，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还要听她爸爸妈妈的唠叨，说如果她肯屈尊住宿舍，现在就有房租收入了，不仅够她零用，还能贴补家里。所以到了大一下半年，她跟父母说好，把这点儿可 怜的生活费也省掉了。
她的生活来源是站展会和做家教，一开始没什么名气，赚钱很少。 但是她做得很认真，要露大腿就认真露，要讲课就一丝不苟。她给美术生补习英语，后来她带的学生考上央美，学生又把她介绍给画室的师弟师妹，再加上做些翻译和剪些广告片，反正七七八八加起来，能够支撑她自己的生活——事实上我估算过她当时的收入，完全抵得上一个白领，而白领是供房之余还有存款的，她却因为保持着幼年遗留下的奢侈的生活习惯，常常身无分文。
这并不是夸张，是真正的身无分文。陈白露的家在朝阳区，学校在海淀，往返一次并不太方便，如果一大早有课，她前一天会在宿舍过夜。 某个学期她在宿舍过夜的这天我也刚好晚上有课，这天我们会一起去食堂吃晚饭。
有一次，我在食堂门外的报刊亭等她，她笑嘻嘻地走来，手里握着一只有莲花纹浮雕的天青色茶壶。我很爱茶具，立刻夺过来想看壶底的印章，壶是温热的，茶已经泡好了。
我打开盖子，澄明透亮，是金骏眉。那只盖子做得很精巧，顶上的柄是一只貔貅的头，嘴巴朝天张着，貔貅头又是可以拧下来的，盖子中空，可以做小香炉。底下泡着热茶，上面香烟从貔貅口中吐出，我觉得十分有趣，问她能不能把这只小壶送给我，或者告诉我从哪里淘换得到。 “我从沈阳老家带来的，只有这一只。我帮你问问我爸它是从哪儿来的，不过你不要抱什么希望，年头太久，他不一定记得清。” 既然是孤品，我就不好强行夺过来，但我的心全扑在这精巧的小玩意儿上了，一路握着不肯撒手。我有收集这些东西的癖好，况且从小到大，凡我看上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这只小壶在后来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我的心病，直到有一天陈白露正式把它送给我——但我那时候已经无暇为得到它而高兴了。
那天我照例点了煲仔饭，但陈白露只点了一碗米饭，然后笑嘻嘻地把茶浇在米饭上。
“你要减肥？”
“没有钱啦。”她笑着说。 我记得一份卤肉饭是八元还是十元。“怎么至于？” “就是至于啊。”她用勺子咔嗒咔嗒地戳着食堂里的劣质籼米，澄明透亮的金骏眉慢慢渗下去。“我得弄点儿钱。”她边吃边说。 又过了一个月，她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去不去国大看《红楼梦》？” 那是2008年夏天，上海越剧院到国家大剧院演出新版的《红楼梦》，主演是我们俩都很喜欢的钱惠丽和单仰萍。我说：“好，我去买票。” 她很得意：“我已经买好了，两张。”
“我不坐二等座。” “一等座，‘哭灵’的时候连眼泪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钱了？” “翻译了一部片子，顺手把字幕做了，一共四千。”
我一算，两张国大一等票，差不多就是四千了。一场戏都看掉？前几天吃茶泡饭的是不是她？
“你节省一点儿吧。” “省它干吗？”她很诧异。 “你留一笔积蓄，就当救急用，以后再窘迫也不至于吃茶泡饭。” “留什么积蓄，我就是积蓄。”她干脆地说，“我脑子在，手在。” “总会有意外啊！” “富贵在天，”她说，“死生有命——你烦不烦？”
那年是2008年，我和陈白露刚好二十岁。
让我理一理思路，在陈白露和陈言相遇之前，还有什么是我没有讲到的？ 说一说首饰吧。 从广州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只保险箱，里面是足够我在各种场合佩戴的珠宝：金银缠丝的多层大项链、极细的镶着米粒小钻石的锁骨链、各式胸针和丝巾别针、刻着我妈妈名字的缅玉手镯和红宝石戒指，还有成把的发簪，我把它们都还给我妈，说我对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没有兴趣——但是我又想留下一条穿着一颗珍珠的银色项链，它装在一个小布袋里，设计简单，光色柔和，很戴得出去。
“咦？这条怎么在这个盒子里？它不值钱。”
我用指甲刮着那颗珍珠，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检验真假的办法：“是假的？”
“真倒是真的，只不过不是什么好的。” “我根本分不出好坏，只要是真的就好。”我捻着指尖刮下来的一点儿白色粉末。 “傻孩子，那是你见好东西见得少，见得多了，自然就分得出好坏。” 结果是，我连那条看中的珍珠项链也从来没有戴过。 人体已经足够天然和美，无须珍珠和钻石的装点；或者，如果人体是丑的，通体贴上金箔也是尊丑佛。 所以何必呢。 但陈
她的生活来源是站展会和做家教，一开始没什么名气，赚钱很少。 但是她做得很认真，要露大腿就认真露，要讲课就一丝不苟。她给美术生补习英语，后来她带的学生考上央美，学生又把她介绍给画室的师弟师妹，再加上做些翻译和剪些广告片，反正七七八八加起来，能够支撑她自己的生活——事实上我估算过她当时的收入，完全抵得上一个白领，而白领是供房之余还有存款的，她却因为保持着幼年遗留下的奢侈的生活习惯，常常身无分文。
这并不是夸张，是真正的身无分文。陈白露的家在朝阳区，学校在海淀，往返一次并不太方便，如果一大早有课，她前一天会在宿舍过夜。 某个学期她在宿舍过夜的这天我也刚好晚上有课，这天我们会一起去食堂吃晚饭。
有一次，我在食堂门外的报刊亭等她，她笑嘻嘻地走来，手里握着一只有莲花纹浮雕的天青色茶壶。我很爱茶具，立刻夺过来想看壶底的印章，壶是温热的，茶已经泡好了。
我打开盖子，澄明透亮，是金骏眉。那只盖子做得很精巧，顶上的柄是一只貔貅的头，嘴巴朝天张着，貔貅头又是可以拧下来的，盖子中空，可以做小香炉。底下泡着热茶，上面香烟从貔貅口中吐出，我觉得十分有趣，问她能不能把这只小壶送给我，或者告诉我从哪里淘换得到。 “我从沈阳老家带来的，只有这一只。我帮你问问我爸它是从哪儿来的，不过你不要抱什么希望，年头太久，他不一定记得清。” 既然是孤品，我就不好强行夺过来，但我的心全扑在这精巧的小玩意儿上了，一路握着不肯撒手。我有收集这些东西的癖好，况且从小到大，凡我看上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这只小壶在后来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我的心病，直到有一天陈白露正式把它送给我——但我那时候已经无暇为得到它而高兴了。
那天我照例点了煲仔饭，但陈白露只点了一碗米饭，然后笑嘻嘻地把茶浇在米饭上。
“你要减肥？”
“没有钱啦。”她笑着说。 我记得一份卤肉饭是八元还是十元。“怎么至于？” “就是至于啊。”她用勺子咔嗒咔嗒地戳着食堂里的劣质籼米，澄明透亮的金骏眉慢慢渗下去。“我得弄点儿钱。”她边吃边说。 又过了一个月，她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去不去国大看《红楼梦》？” 那是2008年夏天，上海越剧院到国家大剧院演出新版的《红楼梦》，主演是我们俩都很喜欢的钱惠丽和单仰萍。我说：“好，我去买票。” 她很得意：“我已经买好了，两张。”
“我不坐二等座。” “一等座，‘哭灵’的时候连眼泪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钱了？” “翻译了一部片子，顺手把字幕做了，一共四千。”
我一算，两张国大一等票，差不多就是四千了。一场戏都看掉？前几天吃茶泡饭的是不是她？
“你节省一点儿吧。” “省它干吗？”她很诧异。 “你留一笔积蓄，就当救急用，以后再窘迫也不至于吃茶泡饭。” “留什么积蓄，我就是积蓄。”她干脆地说，“我脑子在，手在。” “总会有意外啊！” “富贵在天，”她说，“死生有命——你烦不烦？”
那年是2008年，我和陈白露刚好二十岁。
让我理一理思路，在陈白露和陈言相遇之前，还有什么是我没有讲到的？ 说一说首饰吧。 从广州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只保险箱，里面是足够我在各种场合佩戴的珠宝：金银缠丝的多层大项链、极细的镶着米粒小钻石的锁骨链、各式胸针和丝巾别针、刻着我妈妈名字的缅玉手镯和红宝石戒指，还有成把的发簪，我把它们都还给我妈，说我对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没有兴趣——但是我又想留下一条穿着一颗珍珠的银色项链，它装在一个小布袋里，设计简单，光色柔和，很戴得出去。
“咦？这条怎么在这个盒子里？它不值钱。”
我用指甲刮着那颗珍珠，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检验真假的办法：“是假的？”
“真倒是真的，只不过不是什么好的。” “我根本分不出好坏，只要是真的就好。”我捻着指尖刮下来的一点儿白色粉末。 “傻孩子，那是你见好东西见得少，见得多了，自然就分得出好坏。” 结果是，我连那条看中的珍珠项链也从来没有戴过。 人体已经足够天然和美，无须珍珠和钻石的装点；或者，如果人体是丑的，通体贴上金箔也是尊丑佛。 所以何必呢。 但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