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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讲话。 可我不想见他。

    我想我不是一个大度的人。他离开时揪着衣领说“我要窒息了”的疯狂,他畏惧着退缩的神情,他那句“自生自灭”,都使我控制不住地恨他。

    有多恨? 直到我写下这一段,我依然在恨他,咬牙切齿。

    我不肯进去,杨宽劝了我很久。 后来我勉强推开门,站在门口,看着阔大的豪华套房里,陈言坐在窗前的大沙发上。 他抬起头,眼神黯淡无光。 我冷笑:“说吧。”

    “什么?” “说,如果她出事了,你准备从哪里后悔起?” “我很快会找到她。”他飞快地说,“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让国防部找她。你放心,间谍都找得到,找她很容易。” 哪里用得着国防部?我知道她在哪儿。 离开酒店,我直接去了沈阳。

    家是用来“回去”的,即使全世界都背叛你,家也一直在那儿。如果我有一天突然消失,去广州我爸妈家找我,我一定在。

    可是我找到了陈白露家,她却不在。 某一年她回沈阳过暑假,我寄过一些书给她,手机里保存着她的地址。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相信这是陈白露的家。我站在那个小小的两居室门口,问那个给我开门的头发花白的胖男人:“您是陈白露的爸爸?”

    “陈白露在北京哪!”胖男人开口,是地道的京腔,没有一点儿东北话的痕迹。 我仔细打量着他的脸,每一寸、每一条皱纹。我慢慢回想起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的照片,那个英武的将军,那个贪婪的官员,那个老谋深算的政客……那是他被传说过的往事,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他会一直是照片上剑眉星目的模样,可是想想也整整十年了。

    陈白露的眉眼很像他,都是英气逼人。我们从前就开玩笑地说过, 如果陈白露是个男人一定帅极了。那时候陈白露是怎么回答的?她说, 重新投胎已经晚了,不过如果她剃了头做尼姑也会很帅。她把头发全都撩起来,露出棱角分明的脸廓和宽阔的额头。

    我又往房间里看,灯光很暗,小小的吃饭用的桌椅,都是市面上的普通货色,和陈白露在北京的家里全套的德国装修不能比。陈白露在这灰扑扑的房间里住了十年 !?门后的客 厅里传 来噼噼啪 啪的麻 将声。 一个东北 口音的 女人喊: “谁呀?”

    “找白露的。” “不在家!你还打不打?” 陈白露的爸爸看了我一眼就往客厅里走。我看着他臃肿迟缓的背影一阵心酸。 路人未必看得出什么,但那是我最熟悉的步态,无论变形到什么程度,无论四周的环境多么杂乱,那是在军队里待过二十年以上的人才有的步子,我永远不会认错。

    然后他在麻将桌前坐下来,朝我一点头:“姑娘,麻烦你关好门。”

    东北的寒冬,室内外的温差足足有三四十度。我感到一股极冷和极热的空气同时冲撞着我,一阵晕眩。 他不认得我,可我知道他的过去。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报上读到过他的吃穿用度,并且在陈白露口中听到了更详细的描述;我一直以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即使走了麦城,也该像书上写的那样,是个远居山林的高人,不出茅庐而知天下事,交谈往来的都是名流隐士 ——可是为什么是这样呢?故事不应该是这样!

    我又看到陈白露的妈妈,那个从前《XX日报》社的记者,当年也写一手好文章,现在呢,麻将摔得震天响,书卷气一丁点儿也看不到了。

    我终于理解她为什么只肯用最好的家具,抽最好的雪茄,喝最好的红酒,买最贵的酒杯,凉菜都吃不起的时候茶也要是金骏眉。这些被路雯珊她们嘲笑过的生活做派,是她对这十年灰蒙蒙的生活的拒绝。

    我终于看懂她惯有的轻蔑眼神,那是人生际遇从巅峰跌入谷底后, 又旁观在巅峰中的人们时流露的悲悯。一个少女,早早经历过别人毕生难以企及的荣华富贵,又落到比市井更低一层的低保线,这样的落差, 一定是能看清楚什么的。

    我终于明白她说的“人往低处走,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我并不是多么爱这些享受,只是用这样的仪式提醒自己:不要低头”。

    所以你瞧这些低下了头的人。 白露。 我跟进去,站在牌桌前。“她打过电话吗?” “打过,要钱。”

    我心里一惊:“她要多少?”

    “一万。哪有一万给她?”陈白露的妈妈摔下一张牌。 我愣了一会儿,转身就走。 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我不敢流泪。

    一万? 十年前她从每个来拜年的人手里接过的压岁钱不止一万。前天她倒进海里喂鱼的一瓶红酒不止一万。 在去往机场的出租车上我给陈言打电话:“她的钱呢?这一年她做了这么多不三不四的事,赚了这么多钱,都去哪儿了?” 陈言的声音无比悲戚:“你认识她这么久,你不懂她?她的钱左手进右手出,什么时候留得住过?” “她身上有多少?”我算了算,三 ↑返回顶部↑
    和我讲话。 可我不想见他。

    我想我不是一个大度的人。他离开时揪着衣领说“我要窒息了”的疯狂,他畏惧着退缩的神情,他那句“自生自灭”,都使我控制不住地恨他。

    有多恨? 直到我写下这一段,我依然在恨他,咬牙切齿。

    我不肯进去,杨宽劝了我很久。 后来我勉强推开门,站在门口,看着阔大的豪华套房里,陈言坐在窗前的大沙发上。 他抬起头,眼神黯淡无光。 我冷笑:“说吧。”

    “什么?” “说,如果她出事了,你准备从哪里后悔起?” “我很快会找到她。”他飞快地说,“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让国防部找她。你放心,间谍都找得到,找她很容易。” 哪里用得着国防部?我知道她在哪儿。 离开酒店,我直接去了沈阳。

    家是用来“回去”的,即使全世界都背叛你,家也一直在那儿。如果我有一天突然消失,去广州我爸妈家找我,我一定在。

    可是我找到了陈白露家,她却不在。 某一年她回沈阳过暑假,我寄过一些书给她,手机里保存着她的地址。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相信这是陈白露的家。我站在那个小小的两居室门口,问那个给我开门的头发花白的胖男人:“您是陈白露的爸爸?”

    “陈白露在北京哪!”胖男人开口,是地道的京腔,没有一点儿东北话的痕迹。 我仔细打量着他的脸,每一寸、每一条皱纹。我慢慢回想起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的照片,那个英武的将军,那个贪婪的官员,那个老谋深算的政客……那是他被传说过的往事,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他会一直是照片上剑眉星目的模样,可是想想也整整十年了。

    陈白露的眉眼很像他,都是英气逼人。我们从前就开玩笑地说过, 如果陈白露是个男人一定帅极了。那时候陈白露是怎么回答的?她说, 重新投胎已经晚了,不过如果她剃了头做尼姑也会很帅。她把头发全都撩起来,露出棱角分明的脸廓和宽阔的额头。

    我又往房间里看,灯光很暗,小小的吃饭用的桌椅,都是市面上的普通货色,和陈白露在北京的家里全套的德国装修不能比。陈白露在这灰扑扑的房间里住了十年 !?门后的客 厅里传 来噼噼啪 啪的麻 将声。 一个东北 口音的 女人喊: “谁呀?”

    “找白露的。” “不在家!你还打不打?” 陈白露的爸爸看了我一眼就往客厅里走。我看着他臃肿迟缓的背影一阵心酸。 路人未必看得出什么,但那是我最熟悉的步态,无论变形到什么程度,无论四周的环境多么杂乱,那是在军队里待过二十年以上的人才有的步子,我永远不会认错。

    然后他在麻将桌前坐下来,朝我一点头:“姑娘,麻烦你关好门。”

    东北的寒冬,室内外的温差足足有三四十度。我感到一股极冷和极热的空气同时冲撞着我,一阵晕眩。 他不认得我,可我知道他的过去。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报上读到过他的吃穿用度,并且在陈白露口中听到了更详细的描述;我一直以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即使走了麦城,也该像书上写的那样,是个远居山林的高人,不出茅庐而知天下事,交谈往来的都是名流隐士 ——可是为什么是这样呢?故事不应该是这样!

    我又看到陈白露的妈妈,那个从前《XX日报》社的记者,当年也写一手好文章,现在呢,麻将摔得震天响,书卷气一丁点儿也看不到了。

    我终于理解她为什么只肯用最好的家具,抽最好的雪茄,喝最好的红酒,买最贵的酒杯,凉菜都吃不起的时候茶也要是金骏眉。这些被路雯珊她们嘲笑过的生活做派,是她对这十年灰蒙蒙的生活的拒绝。

    我终于看懂她惯有的轻蔑眼神,那是人生际遇从巅峰跌入谷底后, 又旁观在巅峰中的人们时流露的悲悯。一个少女,早早经历过别人毕生难以企及的荣华富贵,又落到比市井更低一层的低保线,这样的落差, 一定是能看清楚什么的。

    我终于明白她说的“人往低处走,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我并不是多么爱这些享受,只是用这样的仪式提醒自己:不要低头”。

    所以你瞧这些低下了头的人。 白露。 我跟进去,站在牌桌前。“她打过电话吗?” “打过,要钱。”

    我心里一惊:“她要多少?”

    “一万。哪有一万给她?”陈白露的妈妈摔下一张牌。 我愣了一会儿,转身就走。 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我不敢流泪。

    一万? 十年前她从每个来拜年的人手里接过的压岁钱不止一万。前天她倒进海里喂鱼的一瓶红酒不止一万。 在去往机场的出租车上我给陈言打电话:“她的钱呢?这一年她做了这么多不三不四的事,赚了这么多钱,都去哪儿了?” 陈言的声音无比悲戚:“你认识她这么久,你不懂她?她的钱左手进右手出,什么时候留得住过?” “她身上有多少?”我算了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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