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朱先生的房子
五朱先生的房子
朱先生住在北京的西南面，在大门入口处的上方有一块大的门牌，门牌有三个重要特征：一英尺高。绿色的底与金色的门牌。“祖先的荫产”意思是一个人生活在祖先传下来的遗产之中，如同一个人在一棵大树下躲阴乘凉。朱先生的爷爷曾中探花，赢得很高的声誉，探花在国家考试中排名第三。正是他为他的五个孩子和后代置办了这处房产。
朱先生的房子是为一个大家庭建造的。走进大门，必须绕过一个巨大的木制屏风，屏风将屋中的庭院与外面隔开。因而路过大街的行人永远猜不到屋主人的富有，也猜不到屋中的陈设，除了知道围墙的长度和瞥见弯曲的屋顶。
中国房子的本质是私人性的，封闭的，不为外人所见。像一个寺院中的修道院，中国人的房子沿庭院而建，庭院释放出公共性的私人空间，庭院也是房子内部结构的一部分。在大富人家，庭院是一处景观性的公园，得到妥善的运用，有秋千、石凳、苔藓覆盖的露台和藤蔓植物。在那些底层人家，庭院是一个集中的家庭化的活动场所，放着个大水缸可以在这里洗东西。但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一棵枣树或一棵石榴树和金鱼缸通常用来美化庭院。根据与庭院的关系，房间称为东厢房、西厢房、南厢房、北厢房。在穷人家，几个家庭共同分享一个庭院。
在朱先生的家里，有几个庭院，庭院旁的月拱门将一个庭院通到另一个庭院，通过有顶的走廊将庭院连接起来。在这样的房子中，这些走廊两边开着或一边开着，当走廊沿墙布局时，走廊是一个内在空间的联系体系。走廊互相联系并有共同的入口。
通过庭院分隔房子的方式与现代公寓的观念一致。在这样的方式下，一个家庭的成员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自己的厨房和卧室。对于儿孙满堂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中国家庭来讲，这种房子是最理想的。
朱先生的庭院是用上等的石板铺的，其中有装饰的盆花，成荫的绿树、灌木和石桌。廊窗的造型各种各样——圆形、方形、菱形、扇形或百叶形——这些窗用砖或木头为骨架。目光穿越这些窗户，朱频得以见到里面的陈设。
当朱频一个庭院接一个庭院游览时，每一个庭院都让他大开眼界，他感觉步入迷宫一般。这样的惊异是有根据的，是工匠早设计好了的。在一个庭院里，一般会有一个戏台，一个三边开放的露台，石柱矗立在一个小小的荷塘上，支撑着戏台。这样的戏台在中国的房子中是一个特例，或许只有富有的主人在过去常常拥有自己的剧团。
私人的观众包括家人和邀请的客人，视线跃过池塘观看戏曲表演。在后院，这位年轻的客人沿着“之”字形的道来到一处有许多树、小土堆和亭子的大花园，一条小溪穿过一处五英尺长的石桥。古代中国的工匠竭尽所能设计出各种遮蔽视线的方式，令参观者惊喜万分。
朱先生的房子特别大——房子的屋顶有三十英尺高，逐渐向低处延伸，有雕刻和绘画的柱子支撑它们——过后朱频记不起他所见到的一切。他至多记得有许多的月拱门和六边形的门以及许多曲曲折折的长廊，漆着红色和绿色，还有矮凳子以便游者歇息。房间中都是木刻，矗立着巨大柱子，雕刻着金色人物，还有蓝紫色底的手工隔墙，朱频知晓，妇女的闺房是忌讳男性参观的。
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众多军阀之一，朱先生自己受益匪浅。事实上西方教育从来没有改变他多少；他发现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加舒适惬意。他也学习过现代的金融学和经济学，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朱频初见朱先生身穿西服，而在家里他非常诧异地看到他穿着蓝布的大褂。朱先生六十三岁，着装朴素，但是在重重下垂的眼须和白色胡须之上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令人过目不忘。他看上去像一位封建时代九品以上的高官，尽管受过现代教育，朱先生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本色。
朱先生穿着有白色衣袖的长衫，内衬的夹克向外翻，露出一英寸左右，这样穿起来更方便。他踱着方步走路，这突出了宽套的长衫。他言语泰然自若，声调里传达出一种沉静的威严，而这些如今不可能在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中看到。品茶时他也轻咂嘴唇，清清嗓子而不是故意发音洪亮，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并不是身体的姿势，如一个大摇大摆的步态，或清嗓子、或支吾和向痰盂吐痰，显出朱先生的气度与威严。而是来自他的眼睛，一双懂得正确思考、同时坚持自己想法的男人的眼睛。这是一双有生活智慧的男人的眼睛，这个男人学会等待，洞察到生活中众多的邪恶和悲伤，既不保守也不叛逆，也不对人性抱过多的奢望。朱先生内心平静如水，他从容地面对任何难以预料的困难和灾难，同时有无限的耐心。
从他的阅读来看，他吸收和消化了中国三千年历史的人生经验，有时悲伤有时执著追求。他是一个儒者，他相信生活会更好，如果一个人有勇气和自信同时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压根儿瞧不起军阀和年轻而“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是旧式的官员，甚至维护纳妾的制度。
朱频并不难理解这些，因为他知道朱先生出生于
知识分子家庭。朱先生家庭的传统文化背景可以在他
数量众多的成套书籍中明显地看出来。在成千上万套书籍中，朱频好像置身在各个时代的智慧海洋之中，置身在所有塑造中国人生活和中国文明的知识、哲学、法律、雕像和艺术之中。
中文书籍平放在书架上，最后看到的是书脊，很难在软纸的边缘印刷，因此封面用很好的刷子手工描绘。一本书通常有七卷，布面，放在书盒里，一本中文书的一张包括在中间折叠的两页，由于纸张大得不足以在纸的两边印刷，印刷的文字就垂直的从右到左。一个人开始读中文书是从我们称为背面的地方开始的。
古书在薄薄的米纸上用木板雕刻印刷而成，并总用纸的封面。由于纸既薄又非常有弹性，如果书不铺展在桌子上，一卷书就通常卷在手上。
在古代，早在商朝就用刀在骨头上雕刻文字。这种中国最早存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在公元前14世纪，刻在动物的肩骨或在长而狭窄的骨纹上。这种文字形式比起在周朝（公元前1122年至前247年）的青铜器上的文字要古老得多。后来古书都用皮革线将竹简系在一起，据说因为孔子过于频繁地阅读自已最喜爱的书，所以皮革线断了三次。文字用墨水印在竹简上，竹简上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一位英国学者奥瑞尔？斯泰恩爵士在干涸的突厥地区沙漠中发现了这些文物。这些文字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与返回汉朝的时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64年）。在那时也在丝绸上书写文字，但是丝绸非常昂贵。
大约在公元100年，蔡伦发明用树皮、大麻碎屑与旧渔网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在8到10世纪的唐朝，比古登堡格在欧洲创建出版社早了数百年。商业书籍印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世纪后半期。在使用泥字印刷的过程中发明活字印刷。但是因为泥土容易散，泥字印刷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也没有普及开来。 ↑返回顶部↑
朱先生住在北京的西南面，在大门入口处的上方有一块大的门牌，门牌有三个重要特征：一英尺高。绿色的底与金色的门牌。“祖先的荫产”意思是一个人生活在祖先传下来的遗产之中，如同一个人在一棵大树下躲阴乘凉。朱先生的爷爷曾中探花，赢得很高的声誉，探花在国家考试中排名第三。正是他为他的五个孩子和后代置办了这处房产。
朱先生的房子是为一个大家庭建造的。走进大门，必须绕过一个巨大的木制屏风，屏风将屋中的庭院与外面隔开。因而路过大街的行人永远猜不到屋主人的富有，也猜不到屋中的陈设，除了知道围墙的长度和瞥见弯曲的屋顶。
中国房子的本质是私人性的，封闭的，不为外人所见。像一个寺院中的修道院，中国人的房子沿庭院而建，庭院释放出公共性的私人空间，庭院也是房子内部结构的一部分。在大富人家，庭院是一处景观性的公园，得到妥善的运用，有秋千、石凳、苔藓覆盖的露台和藤蔓植物。在那些底层人家，庭院是一个集中的家庭化的活动场所，放着个大水缸可以在这里洗东西。但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一棵枣树或一棵石榴树和金鱼缸通常用来美化庭院。根据与庭院的关系，房间称为东厢房、西厢房、南厢房、北厢房。在穷人家，几个家庭共同分享一个庭院。
在朱先生的家里，有几个庭院，庭院旁的月拱门将一个庭院通到另一个庭院，通过有顶的走廊将庭院连接起来。在这样的房子中，这些走廊两边开着或一边开着，当走廊沿墙布局时，走廊是一个内在空间的联系体系。走廊互相联系并有共同的入口。
通过庭院分隔房子的方式与现代公寓的观念一致。在这样的方式下，一个家庭的成员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自己的厨房和卧室。对于儿孙满堂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中国家庭来讲，这种房子是最理想的。
朱先生的庭院是用上等的石板铺的，其中有装饰的盆花，成荫的绿树、灌木和石桌。廊窗的造型各种各样——圆形、方形、菱形、扇形或百叶形——这些窗用砖或木头为骨架。目光穿越这些窗户，朱频得以见到里面的陈设。
当朱频一个庭院接一个庭院游览时，每一个庭院都让他大开眼界，他感觉步入迷宫一般。这样的惊异是有根据的，是工匠早设计好了的。在一个庭院里，一般会有一个戏台，一个三边开放的露台，石柱矗立在一个小小的荷塘上，支撑着戏台。这样的戏台在中国的房子中是一个特例，或许只有富有的主人在过去常常拥有自己的剧团。
私人的观众包括家人和邀请的客人，视线跃过池塘观看戏曲表演。在后院，这位年轻的客人沿着“之”字形的道来到一处有许多树、小土堆和亭子的大花园，一条小溪穿过一处五英尺长的石桥。古代中国的工匠竭尽所能设计出各种遮蔽视线的方式，令参观者惊喜万分。
朱先生的房子特别大——房子的屋顶有三十英尺高，逐渐向低处延伸，有雕刻和绘画的柱子支撑它们——过后朱频记不起他所见到的一切。他至多记得有许多的月拱门和六边形的门以及许多曲曲折折的长廊，漆着红色和绿色，还有矮凳子以便游者歇息。房间中都是木刻，矗立着巨大柱子，雕刻着金色人物，还有蓝紫色底的手工隔墙，朱频知晓，妇女的闺房是忌讳男性参观的。
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众多军阀之一，朱先生自己受益匪浅。事实上西方教育从来没有改变他多少；他发现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加舒适惬意。他也学习过现代的金融学和经济学，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朱频初见朱先生身穿西服，而在家里他非常诧异地看到他穿着蓝布的大褂。朱先生六十三岁，着装朴素，但是在重重下垂的眼须和白色胡须之上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令人过目不忘。他看上去像一位封建时代九品以上的高官，尽管受过现代教育，朱先生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本色。
朱先生穿着有白色衣袖的长衫，内衬的夹克向外翻，露出一英寸左右，这样穿起来更方便。他踱着方步走路，这突出了宽套的长衫。他言语泰然自若，声调里传达出一种沉静的威严，而这些如今不可能在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中看到。品茶时他也轻咂嘴唇，清清嗓子而不是故意发音洪亮，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并不是身体的姿势，如一个大摇大摆的步态，或清嗓子、或支吾和向痰盂吐痰，显出朱先生的气度与威严。而是来自他的眼睛，一双懂得正确思考、同时坚持自己想法的男人的眼睛。这是一双有生活智慧的男人的眼睛，这个男人学会等待，洞察到生活中众多的邪恶和悲伤，既不保守也不叛逆，也不对人性抱过多的奢望。朱先生内心平静如水，他从容地面对任何难以预料的困难和灾难，同时有无限的耐心。
从他的阅读来看，他吸收和消化了中国三千年历史的人生经验，有时悲伤有时执著追求。他是一个儒者，他相信生活会更好，如果一个人有勇气和自信同时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压根儿瞧不起军阀和年轻而“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是旧式的官员，甚至维护纳妾的制度。
朱频并不难理解这些，因为他知道朱先生出生于
知识分子家庭。朱先生家庭的传统文化背景可以在他
数量众多的成套书籍中明显地看出来。在成千上万套书籍中，朱频好像置身在各个时代的智慧海洋之中，置身在所有塑造中国人生活和中国文明的知识、哲学、法律、雕像和艺术之中。
中文书籍平放在书架上，最后看到的是书脊，很难在软纸的边缘印刷，因此封面用很好的刷子手工描绘。一本书通常有七卷，布面，放在书盒里，一本中文书的一张包括在中间折叠的两页，由于纸张大得不足以在纸的两边印刷，印刷的文字就垂直的从右到左。一个人开始读中文书是从我们称为背面的地方开始的。
古书在薄薄的米纸上用木板雕刻印刷而成，并总用纸的封面。由于纸既薄又非常有弹性，如果书不铺展在桌子上，一卷书就通常卷在手上。
在古代，早在商朝就用刀在骨头上雕刻文字。这种中国最早存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在公元前14世纪，刻在动物的肩骨或在长而狭窄的骨纹上。这种文字形式比起在周朝（公元前1122年至前247年）的青铜器上的文字要古老得多。后来古书都用皮革线将竹简系在一起，据说因为孔子过于频繁地阅读自已最喜爱的书，所以皮革线断了三次。文字用墨水印在竹简上，竹简上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一位英国学者奥瑞尔？斯泰恩爵士在干涸的突厥地区沙漠中发现了这些文物。这些文字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与返回汉朝的时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64年）。在那时也在丝绸上书写文字，但是丝绸非常昂贵。
大约在公元100年，蔡伦发明用树皮、大麻碎屑与旧渔网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在8到10世纪的唐朝，比古登堡格在欧洲创建出版社早了数百年。商业书籍印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世纪后半期。在使用泥字印刷的过程中发明活字印刷。但是因为泥土容易散，泥字印刷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也没有普及开来。 ↑返回顶部↑
五朱先生的房子
朱先生住在北京的西南面，在大门入口处的上方有一块大的门牌，门牌有三个重要特征：一英尺高。绿色的底与金色的门牌。“祖先的荫产”意思是一个人生活在祖先传下来的遗产之中，如同一个人在一棵大树下躲阴乘凉。朱先生的爷爷曾中探花，赢得很高的声誉，探花在国家考试中排名第三。正是他为他的五个孩子和后代置办了这处房产。
朱先生的房子是为一个大家庭建造的。走进大门，必须绕过一个巨大的木制屏风，屏风将屋中的庭院与外面隔开。因而路过大街的行人永远猜不到屋主人的富有，也猜不到屋中的陈设，除了知道围墙的长度和瞥见弯曲的屋顶。
中国房子的本质是私人性的，封闭的，不为外人所见。像一个寺院中的修道院，中国人的房子沿庭院而建，庭院释放出公共性的私人空间，庭院也是房子内部结构的一部分。在大富人家，庭院是一处景观性的公园，得到妥善的运用，有秋千、石凳、苔藓覆盖的露台和藤蔓植物。在那些底层人家，庭院是一个集中的家庭化的活动场所，放着个大水缸可以在这里洗东西。但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一棵枣树或一棵石榴树和金鱼缸通常用来美化庭院。根据与庭院的关系，房间称为东厢房、西厢房、南厢房、北厢房。在穷人家，几个家庭共同分享一个庭院。
在朱先生的家里，有几个庭院，庭院旁的月拱门将一个庭院通到另一个庭院，通过有顶的走廊将庭院连接起来。在这样的房子中，这些走廊两边开着或一边开着，当走廊沿墙布局时，走廊是一个内在空间的联系体系。走廊互相联系并有共同的入口。
通过庭院分隔房子的方式与现代公寓的观念一致。在这样的方式下，一个家庭的成员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自己的厨房和卧室。对于儿孙满堂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中国家庭来讲，这种房子是最理想的。
朱先生的庭院是用上等的石板铺的，其中有装饰的盆花，成荫的绿树、灌木和石桌。廊窗的造型各种各样——圆形、方形、菱形、扇形或百叶形——这些窗用砖或木头为骨架。目光穿越这些窗户，朱频得以见到里面的陈设。
当朱频一个庭院接一个庭院游览时，每一个庭院都让他大开眼界，他感觉步入迷宫一般。这样的惊异是有根据的，是工匠早设计好了的。在一个庭院里，一般会有一个戏台，一个三边开放的露台，石柱矗立在一个小小的荷塘上，支撑着戏台。这样的戏台在中国的房子中是一个特例，或许只有富有的主人在过去常常拥有自己的剧团。
私人的观众包括家人和邀请的客人，视线跃过池塘观看戏曲表演。在后院，这位年轻的客人沿着“之”字形的道来到一处有许多树、小土堆和亭子的大花园，一条小溪穿过一处五英尺长的石桥。古代中国的工匠竭尽所能设计出各种遮蔽视线的方式，令参观者惊喜万分。
朱先生的房子特别大——房子的屋顶有三十英尺高，逐渐向低处延伸，有雕刻和绘画的柱子支撑它们——过后朱频记不起他所见到的一切。他至多记得有许多的月拱门和六边形的门以及许多曲曲折折的长廊，漆着红色和绿色，还有矮凳子以便游者歇息。房间中都是木刻，矗立着巨大柱子，雕刻着金色人物，还有蓝紫色底的手工隔墙，朱频知晓，妇女的闺房是忌讳男性参观的。
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众多军阀之一，朱先生自己受益匪浅。事实上西方教育从来没有改变他多少；他发现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加舒适惬意。他也学习过现代的金融学和经济学，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朱频初见朱先生身穿西服，而在家里他非常诧异地看到他穿着蓝布的大褂。朱先生六十三岁，着装朴素，但是在重重下垂的眼须和白色胡须之上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令人过目不忘。他看上去像一位封建时代九品以上的高官，尽管受过现代教育，朱先生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本色。
朱先生穿着有白色衣袖的长衫，内衬的夹克向外翻，露出一英寸左右，这样穿起来更方便。他踱着方步走路，这突出了宽套的长衫。他言语泰然自若，声调里传达出一种沉静的威严，而这些如今不可能在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中看到。品茶时他也轻咂嘴唇，清清嗓子而不是故意发音洪亮，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并不是身体的姿势，如一个大摇大摆的步态，或清嗓子、或支吾和向痰盂吐痰，显出朱先生的气度与威严。而是来自他的眼睛，一双懂得正确思考、同时坚持自己想法的男人的眼睛。这是一双有生活智慧的男人的眼睛，这个男人学会等待，洞察到生活中众多的邪恶和悲伤，既不保守也不叛逆，也不对人性抱过多的奢望。朱先生内心平静如水，他从容地面对任何难以预料的困难和灾难，同时有无限的耐心。
从他的阅读来看，他吸收和消化了中国三千年历史的人生经验，有时悲伤有时执著追求。他是一个儒者，他相信生活会更好，如果一个人有勇气和自信同时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压根儿瞧不起军阀和年轻而“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是旧式的官员，甚至维护纳妾的制度。
朱频并不难理解这些，因为他知道朱先生出生于
知识分子家庭。朱先生家庭的传统文化背景可以在他
数量众多的成套书籍中明显地看出来。在成千上万套书籍中，朱频好像置身在各个时代的智慧海洋之中，置身在所有塑造中国人生活和中国文明的知识、哲学、法律、雕像和艺术之中。
中文书籍平放在书架上，最后看到的是书脊，很难在软纸的边缘印刷，因此封面用很好的刷子手工描绘。一本书通常有七卷，布面，放在书盒里，一本中文书的一张包括在中间折叠的两页，由于纸张大得不足以在纸的两边印刷，印刷的文字就垂直的从右到左。一个人开始读中文书是从我们称为背面的地方开始的。
古书在薄薄的米纸上用木板雕刻印刷而成，并总用纸的封面。由于纸既薄又非常有弹性，如果书不铺展在桌子上，一卷书就通常卷在手上。
在古代，早在商朝就用刀在骨头上雕刻文字。这种中国最早存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在公元前14世纪，刻在动物的肩骨或在长而狭窄的骨纹上。这种文字形式比起在周朝（公元前1122年至前247年）的青铜器上的文字要古老得多。后来古书都用皮革线将竹简系在一起，据说因为孔子过于频繁地阅读自已最喜爱的书，所以皮革线断了三次。文字用墨水印在竹简上，竹简上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一位英国学者奥瑞尔？斯泰恩爵士在干涸的突厥地区沙漠中发现了这些文物。这些文字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与返回汉朝的时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64年）。在那时也在丝绸上书写文字，但是丝绸非常昂贵。
大约在公元100年，蔡伦发明用树皮、大麻碎屑与旧渔网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在8到10世纪的唐朝，比古登堡格在欧洲创建出版社早了数百年。商业书籍印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世纪后半期。在使用泥字印刷的过程中发明活字印刷。但是因为泥土容易散，泥字印刷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也没有普及开来。
朱先生住在北京的西南面，在大门入口处的上方有一块大的门牌，门牌有三个重要特征：一英尺高。绿色的底与金色的门牌。“祖先的荫产”意思是一个人生活在祖先传下来的遗产之中，如同一个人在一棵大树下躲阴乘凉。朱先生的爷爷曾中探花，赢得很高的声誉，探花在国家考试中排名第三。正是他为他的五个孩子和后代置办了这处房产。
朱先生的房子是为一个大家庭建造的。走进大门，必须绕过一个巨大的木制屏风，屏风将屋中的庭院与外面隔开。因而路过大街的行人永远猜不到屋主人的富有，也猜不到屋中的陈设，除了知道围墙的长度和瞥见弯曲的屋顶。
中国房子的本质是私人性的，封闭的，不为外人所见。像一个寺院中的修道院，中国人的房子沿庭院而建，庭院释放出公共性的私人空间，庭院也是房子内部结构的一部分。在大富人家，庭院是一处景观性的公园，得到妥善的运用，有秋千、石凳、苔藓覆盖的露台和藤蔓植物。在那些底层人家，庭院是一个集中的家庭化的活动场所，放着个大水缸可以在这里洗东西。但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一棵枣树或一棵石榴树和金鱼缸通常用来美化庭院。根据与庭院的关系，房间称为东厢房、西厢房、南厢房、北厢房。在穷人家，几个家庭共同分享一个庭院。
在朱先生的家里，有几个庭院，庭院旁的月拱门将一个庭院通到另一个庭院，通过有顶的走廊将庭院连接起来。在这样的房子中，这些走廊两边开着或一边开着，当走廊沿墙布局时，走廊是一个内在空间的联系体系。走廊互相联系并有共同的入口。
通过庭院分隔房子的方式与现代公寓的观念一致。在这样的方式下，一个家庭的成员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自己的厨房和卧室。对于儿孙满堂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中国家庭来讲，这种房子是最理想的。
朱先生的庭院是用上等的石板铺的，其中有装饰的盆花，成荫的绿树、灌木和石桌。廊窗的造型各种各样——圆形、方形、菱形、扇形或百叶形——这些窗用砖或木头为骨架。目光穿越这些窗户，朱频得以见到里面的陈设。
当朱频一个庭院接一个庭院游览时，每一个庭院都让他大开眼界，他感觉步入迷宫一般。这样的惊异是有根据的，是工匠早设计好了的。在一个庭院里，一般会有一个戏台，一个三边开放的露台，石柱矗立在一个小小的荷塘上，支撑着戏台。这样的戏台在中国的房子中是一个特例，或许只有富有的主人在过去常常拥有自己的剧团。
私人的观众包括家人和邀请的客人，视线跃过池塘观看戏曲表演。在后院，这位年轻的客人沿着“之”字形的道来到一处有许多树、小土堆和亭子的大花园，一条小溪穿过一处五英尺长的石桥。古代中国的工匠竭尽所能设计出各种遮蔽视线的方式，令参观者惊喜万分。
朱先生的房子特别大——房子的屋顶有三十英尺高，逐渐向低处延伸，有雕刻和绘画的柱子支撑它们——过后朱频记不起他所见到的一切。他至多记得有许多的月拱门和六边形的门以及许多曲曲折折的长廊，漆着红色和绿色，还有矮凳子以便游者歇息。房间中都是木刻，矗立着巨大柱子，雕刻着金色人物，还有蓝紫色底的手工隔墙，朱频知晓，妇女的闺房是忌讳男性参观的。
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众多军阀之一，朱先生自己受益匪浅。事实上西方教育从来没有改变他多少；他发现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加舒适惬意。他也学习过现代的金融学和经济学，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朱频初见朱先生身穿西服，而在家里他非常诧异地看到他穿着蓝布的大褂。朱先生六十三岁，着装朴素，但是在重重下垂的眼须和白色胡须之上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令人过目不忘。他看上去像一位封建时代九品以上的高官，尽管受过现代教育，朱先生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本色。
朱先生穿着有白色衣袖的长衫，内衬的夹克向外翻，露出一英寸左右，这样穿起来更方便。他踱着方步走路，这突出了宽套的长衫。他言语泰然自若，声调里传达出一种沉静的威严，而这些如今不可能在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中看到。品茶时他也轻咂嘴唇，清清嗓子而不是故意发音洪亮，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并不是身体的姿势，如一个大摇大摆的步态，或清嗓子、或支吾和向痰盂吐痰，显出朱先生的气度与威严。而是来自他的眼睛，一双懂得正确思考、同时坚持自己想法的男人的眼睛。这是一双有生活智慧的男人的眼睛，这个男人学会等待，洞察到生活中众多的邪恶和悲伤，既不保守也不叛逆，也不对人性抱过多的奢望。朱先生内心平静如水，他从容地面对任何难以预料的困难和灾难，同时有无限的耐心。
从他的阅读来看，他吸收和消化了中国三千年历史的人生经验，有时悲伤有时执著追求。他是一个儒者，他相信生活会更好，如果一个人有勇气和自信同时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压根儿瞧不起军阀和年轻而“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是旧式的官员，甚至维护纳妾的制度。
朱频并不难理解这些，因为他知道朱先生出生于
知识分子家庭。朱先生家庭的传统文化背景可以在他
数量众多的成套书籍中明显地看出来。在成千上万套书籍中，朱频好像置身在各个时代的智慧海洋之中，置身在所有塑造中国人生活和中国文明的知识、哲学、法律、雕像和艺术之中。
中文书籍平放在书架上，最后看到的是书脊，很难在软纸的边缘印刷，因此封面用很好的刷子手工描绘。一本书通常有七卷，布面，放在书盒里，一本中文书的一张包括在中间折叠的两页，由于纸张大得不足以在纸的两边印刷，印刷的文字就垂直的从右到左。一个人开始读中文书是从我们称为背面的地方开始的。
古书在薄薄的米纸上用木板雕刻印刷而成，并总用纸的封面。由于纸既薄又非常有弹性，如果书不铺展在桌子上，一卷书就通常卷在手上。
在古代，早在商朝就用刀在骨头上雕刻文字。这种中国最早存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在公元前14世纪，刻在动物的肩骨或在长而狭窄的骨纹上。这种文字形式比起在周朝（公元前1122年至前247年）的青铜器上的文字要古老得多。后来古书都用皮革线将竹简系在一起，据说因为孔子过于频繁地阅读自已最喜爱的书，所以皮革线断了三次。文字用墨水印在竹简上，竹简上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一位英国学者奥瑞尔？斯泰恩爵士在干涸的突厥地区沙漠中发现了这些文物。这些文字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与返回汉朝的时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64年）。在那时也在丝绸上书写文字，但是丝绸非常昂贵。
大约在公元100年，蔡伦发明用树皮、大麻碎屑与旧渔网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在8到10世纪的唐朝，比古登堡格在欧洲创建出版社早了数百年。商业书籍印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世纪后半期。在使用泥字印刷的过程中发明活字印刷。但是因为泥土容易散，泥字印刷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也没有普及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