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真香!还敢说你不是投机倒把!
第二天一早,顾骜辞别了严平和苏泽天,跟马风踏上了回钱塘之路。
他还很仗义地客气了一下,留了自己的联系地址(没有电话,只能留通信地址),让严平以后有事儿可以找他。
赶到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凭录取通知书买了车票。因为车次少,得等到中午才能发车,顾骜和马风就随便在站前小广场上逛一会儿。
因为估计以后都不会来徽省了,所以顾骜和马风昨夜把全部徽省的粮票、肉票都留给了严平,免得浪费。只是随身留了点第二天路上吃的干粮。
当时的各种票证,大多是分省供给的,除了全国粮票之外,其余的出了省就形同废纸。
因为没有票,顾骜跟马风逛了半天也没东西可以买,最多只能逛逛新华书店、淘几本书。
不过小县城的书店也没多少有趣的货色,最多一两个小时,顾骜就觉得淡出鸟来。
这时候就很需要“饮料啤酒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之类的东西打发时间,可惜有钱没票也买不了。
后世坐惯了高铁的顾骜,本来一直不理解绿皮车上为什么那么多卖小食的,现在才算切身体会了。
正在顾骜百无聊赖时,还是马风眼尖,指着广场角落的一辆人力三轮车,轻声说:“诶,顾哥,看见没,那三轮车上写着‘炒货免票’,难道是个投机倒把的?咱去买一点吧。”
顾骜微微有点近视,眼神着实不如马风好。听了提醒后,他才眯着眼看过去,注意到车上挂着块写着“傻子瓜子”的硬纸板。
至于第二行的小字,顾骜已经懒得看了。
“傻子瓜子?那不就是电视剧里提到过的投机倒把典型么!说后来三中全会开完,中央还拿他的案子、讨论雇工算不算资本家剥削。”
顾骜脑子里,立刻反应过来。
对于后世喜欢看年代剧的人来说,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实在是太有名了。
可以说小岗村的十八户生死状,代表了农业的改开;而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就代表了城市个体户雇佣制的改开。而且这年广久跟小岗村一样,都是典型的徽省“刁民”——
这里的“刁民”没有贬义,只是说他们敢冒险。改开最初五年,徽商比吴越和粤东的商人发展还要好。主要是浙商粤商要靠算计和嗅觉做生意。而徽商完全就是靠胆子肥,哪怕有可能被枪毙,照样敢往上冲。
后来政策渐渐明朗了,胆子大的竞争优势就不明显了。
顾骜起了社会调研的心思,就揣了几块钱,跟马风一起凑上去买瓜子:
“同志,两块钱葵花籽。”
蹬三轮车的是个面颊凹陷、皱纹深如沟壑的中年人。粗手粗脚,一看就是贫苦农民出身。
听了顾骜开口就是两块钱,中年人拿搭载脖子上的破毛巾擦了擦脸,歪着嘴反问:“小兄弟,买过东西没?知道两块钱瓜子有多少么?”
顾骜无所谓地说:“就给我称两斤呗,不用找了,剩下的钱,买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中年人把叼在嘴里的卷烟重新往耳朵后面一插,咧嘴一笑,挥手就是一铲,舀起满满一勺炒瓜子,倒进一张叠成三角的《人人日报》里。
“不用称了,两斤只多不少。”中年人很自信地把报纸包递给顾骜,“想聊点什么,不影响我做生意就行。”
“你是年广久么?”顾骜也不想跟一个小贩虚与委蛇,就开门见山了。
毕竟他已经是大学生,小商小贩只要知道他的身份,基本上能回答他问题的,都会回答。
78年的大学生可是很稀罕的。
中年人被这么问,竟然还有些得意:“看你们样子,也是外地读书人吧。看来我年老六的名气不小么。”
果然是他。
顾骜又问:“我记得你不是本地人吧?怎么想到跑来宣州做生意。”
年广久心情不错:“我隔壁芜州的,卖炒货都这样的——人家买了炒货放家里,起码能吃几个月,老呆在一个地方怎么卖得出去?再说都快过年了,当然要把各地都跑一圈了。我一个县最多留两天。”
顾骜听了暗暗点头,意识到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干果炒货是易于长期存放的东西,所以大家买了之后,很久都不用再买。而且还有半个月就是春节了,国人都有过年的时候摆果盘、招待拜年客人的习惯,所以瓜子花生这些东西,确实是年前销量最好。
而年广久的根据地在芜州,也是地处徽省的江南部分,所以生意覆盖芜州、宣州和马山三地,也就顺理成章了。
短短几句话,就能分析出这人颇有朴素的生意头脑。
连一旁的马风,都几乎想掏出小本本记笔记。
顾骜随即又问了个他最关心的问题:“大叔,那你炒瓜子,要请帮工么?”
这个问题让年广久警惕了些,不过看在顾骜像是个爽快人,他还是回答了:“忙的时候请四五个帮工,平时自家人就够了。瓜子都是收来的,又不用自己种。”
顾骜:“那你不准备扩大雇佣规模吧?”
年广久:“怎么可能!现在就够偷偷摸摸了,谁敢再多招人!”
顾骜听了,暗忖:只要不扩大规模,年底的会开完之后,他的案例倒是值得上达天听。
不过,运作手法还得细腻一些。
聊天的过程中,这样的想法不可抑制地就从顾骜脑子里冒出来:“记得历史上,好几项加快开放进程的最高决策,都是因为领导人偶然听到了一些例子导致的。
比如邓公在三中全会前听说了小岗村的十八户生死状、立竿见影带来当年的粮食产量翻倍、一夜解决全村温饱。然后喊了个‘好’字,一切就合法化了,后来写进宪法了。
年广久的案子,也是三次写进《邓选》,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如果我有本事在宣传口做点工作,帮助信息上传下达……说不定既能利国利民,自己还能捞到点名声和口碑。”
顾骜是很有分寸的,他深知哪些历史节点能碰哪些不能碰。
比如,那种“插旗砍旗”的东西,哪怕是宣传口写写文章的,他也绝对不敢碰,那是有可能死或者坐牢的。
无论是一派的《学好文件抓住纲》,还是另一派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怕你是金陵大学马哲系的教授,写了这种级别的文章,都会被冷宫几年,等斗争分出胜负了,压对宝的才会瞬间升迁。(比如那位金陵大学马哲教授,分出胜负后就成了江南省的宣传部高官。)
但是,另一种宣传和辩论口的工作,却是普通记者或者中央名校大学生能碰的——那就是帮忙上传下达、或者负责对社会现实进行解释追认。
因为这种事情上,国家其实已经统一意见决定要这么做了,只是缺一块理论或者事实方面的论据遮羞布,不好意思公开做。你给上面不小心递了一块遮羞布,这是不犯忌的。
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合法化,有时候仅仅只是看这个例子什么时候上达天听了。听到得早,合法化就早。
就像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和李梅将军,其实都想拿燃烧弹轰炸东京的非军事区,只是被“屠杀平民”这个恶名所困,没脸下手。
这时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主动告诉李梅将军:“因为曰本特殊的军工产业结构,导致其并不像我们美国那样有全面的社会化大生产。曰本人将大量初级零件分包到普通家庭作坊加工,因此轰炸东京非军事区不算屠杀平民,而是打击曰本的军事工业”。
这遮羞布一递,李梅立刻大手一挥,烧死了十几万东京平民。
如果那个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能早3个月告诉李梅那篇论述,说不定东京也会早炸平3个月。
但即使美国战败了,要枪毙战犯,也只会枪毙李梅,不会枪毙到那几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头上的。
这种买卖,简直太适合读外交学院的顾骜了,外交官不就是做这种卖嘴皮子颠倒黑白的事情么。
……
顾骜正想到得意处,年广久放开三轮车手刹的“哗啦”声,却把他从沉思中惊醒。
他抬头一看,发现年广久已经蹬着三轮车飞驰逃跑了,跑的时候还不忘分出一只手,把写着招牌的硬纸板往车箱里一塞。
十几秒钟之后,就有两个穿着马甲、临时掏出红臂章往袖子上别的家伙,匆匆忙忙冲了过来。
“看清楚了么?车上的硬纸板是不是写着‘傻子瓜子’?”眼看没追上,为首的一个胖子就气喘吁吁地问身边的跟班。
“队长,看清了,真是他。可惜又被跑了。”手拿红漆木棍的瘦子跟班回答道。
“狗叼滴!都穿便衣了还这么贼!”胖子忍不住骂了一句。
喘匀了气之后,那胖子才看到附近还有顾骜和马风两个,正慢吞吞地往汽车站方向踱步。
“站住!说你们呢,别跑。我们是歌委会纠察队的!”
顾骜若无其事地站住:“喊我?同志,请说普通话。”
那胖子普通话显然不标准,但他听得出顾骜的发音很标准,倒也不敢造次,怕他是大城市来的乘客。
于是他只能勉强憋出一口徽普:“小同志,你们刚才是不是问那个骑三轮车的买瓜子了?”
顾骜理直气壮地回答:“没有,我们就是等车,在站前广场随便逛逛。我们都离开徽省了,票都没留,拿什么买?呐,最多就刚才买了两本书,那边新华书店买的,这也查么?难道你们这儿新华书店还卖反动出版物?”
“你……你别胡说!”胖子被压制得气势上都矮了一头,恼羞成怒道,“把包打开,让我们检查一下!”
说着,他们直接就用武力了。
顾骜也不想有武力对抗,并不作声。
瘦子跟班翻出一张包裹着瓜子的《人人日报》,立刻献功一样拿给队长看。
“你们还怎么解释?”胖子很是得意。
顾骜冷眼嘲讽:“报纸是我们随手放在包里的,瓜子是我昨天在镇上买了散放的。你拿《人人日报》包瓜子干什么?想侮辱上面的文章呢?”
“你……你胡说!明明是你本来就拿这张报纸包的瓜子!”见被顾骜倒打了一耙,胖子更加气急败坏了。
他怕顾骜这种读书人再闹出幺蛾子,便决定当机立断。
“哼,你以为用报纸包我就认不出来了?”胖子说着,就拿出几颗瓜子,当众嗑了一口,然后就得意洋洋地质问顾骜,
“真香!还敢说你是镇上买的!这个味道就是投机倒把的傻子瓜子!来来来,乡亲们评评理,是不是这个外地人说谎!”
顾骜哈哈大笑:“呵呵,原来真香就是投机倒把的傻子瓜子——那你是说社会注意炒出来的瓜子不香了!好,走,跟我去省委xuan传部。我给你评评理。”
一旁刚刚聚拢的围观群众,也跟着大笑起哄起来:“哈哈哈,梁队长,原来真香的就是投机倒把的,我们都听见了。”
那胖子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看顾骜言辞这么犀利,怕他真是个在宣传口有后台的,当下一边抹汗一边偷偷溜了。 ↑返回顶部↑
他还很仗义地客气了一下,留了自己的联系地址(没有电话,只能留通信地址),让严平以后有事儿可以找他。
赶到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凭录取通知书买了车票。因为车次少,得等到中午才能发车,顾骜和马风就随便在站前小广场上逛一会儿。
因为估计以后都不会来徽省了,所以顾骜和马风昨夜把全部徽省的粮票、肉票都留给了严平,免得浪费。只是随身留了点第二天路上吃的干粮。
当时的各种票证,大多是分省供给的,除了全国粮票之外,其余的出了省就形同废纸。
因为没有票,顾骜跟马风逛了半天也没东西可以买,最多只能逛逛新华书店、淘几本书。
不过小县城的书店也没多少有趣的货色,最多一两个小时,顾骜就觉得淡出鸟来。
这时候就很需要“饮料啤酒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之类的东西打发时间,可惜有钱没票也买不了。
后世坐惯了高铁的顾骜,本来一直不理解绿皮车上为什么那么多卖小食的,现在才算切身体会了。
正在顾骜百无聊赖时,还是马风眼尖,指着广场角落的一辆人力三轮车,轻声说:“诶,顾哥,看见没,那三轮车上写着‘炒货免票’,难道是个投机倒把的?咱去买一点吧。”
顾骜微微有点近视,眼神着实不如马风好。听了提醒后,他才眯着眼看过去,注意到车上挂着块写着“傻子瓜子”的硬纸板。
至于第二行的小字,顾骜已经懒得看了。
“傻子瓜子?那不就是电视剧里提到过的投机倒把典型么!说后来三中全会开完,中央还拿他的案子、讨论雇工算不算资本家剥削。”
顾骜脑子里,立刻反应过来。
对于后世喜欢看年代剧的人来说,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实在是太有名了。
可以说小岗村的十八户生死状,代表了农业的改开;而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就代表了城市个体户雇佣制的改开。而且这年广久跟小岗村一样,都是典型的徽省“刁民”——
这里的“刁民”没有贬义,只是说他们敢冒险。改开最初五年,徽商比吴越和粤东的商人发展还要好。主要是浙商粤商要靠算计和嗅觉做生意。而徽商完全就是靠胆子肥,哪怕有可能被枪毙,照样敢往上冲。
后来政策渐渐明朗了,胆子大的竞争优势就不明显了。
顾骜起了社会调研的心思,就揣了几块钱,跟马风一起凑上去买瓜子:
“同志,两块钱葵花籽。”
蹬三轮车的是个面颊凹陷、皱纹深如沟壑的中年人。粗手粗脚,一看就是贫苦农民出身。
听了顾骜开口就是两块钱,中年人拿搭载脖子上的破毛巾擦了擦脸,歪着嘴反问:“小兄弟,买过东西没?知道两块钱瓜子有多少么?”
顾骜无所谓地说:“就给我称两斤呗,不用找了,剩下的钱,买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中年人把叼在嘴里的卷烟重新往耳朵后面一插,咧嘴一笑,挥手就是一铲,舀起满满一勺炒瓜子,倒进一张叠成三角的《人人日报》里。
“不用称了,两斤只多不少。”中年人很自信地把报纸包递给顾骜,“想聊点什么,不影响我做生意就行。”
“你是年广久么?”顾骜也不想跟一个小贩虚与委蛇,就开门见山了。
毕竟他已经是大学生,小商小贩只要知道他的身份,基本上能回答他问题的,都会回答。
78年的大学生可是很稀罕的。
中年人被这么问,竟然还有些得意:“看你们样子,也是外地读书人吧。看来我年老六的名气不小么。”
果然是他。
顾骜又问:“我记得你不是本地人吧?怎么想到跑来宣州做生意。”
年广久心情不错:“我隔壁芜州的,卖炒货都这样的——人家买了炒货放家里,起码能吃几个月,老呆在一个地方怎么卖得出去?再说都快过年了,当然要把各地都跑一圈了。我一个县最多留两天。”
顾骜听了暗暗点头,意识到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干果炒货是易于长期存放的东西,所以大家买了之后,很久都不用再买。而且还有半个月就是春节了,国人都有过年的时候摆果盘、招待拜年客人的习惯,所以瓜子花生这些东西,确实是年前销量最好。
而年广久的根据地在芜州,也是地处徽省的江南部分,所以生意覆盖芜州、宣州和马山三地,也就顺理成章了。
短短几句话,就能分析出这人颇有朴素的生意头脑。
连一旁的马风,都几乎想掏出小本本记笔记。
顾骜随即又问了个他最关心的问题:“大叔,那你炒瓜子,要请帮工么?”
这个问题让年广久警惕了些,不过看在顾骜像是个爽快人,他还是回答了:“忙的时候请四五个帮工,平时自家人就够了。瓜子都是收来的,又不用自己种。”
顾骜:“那你不准备扩大雇佣规模吧?”
年广久:“怎么可能!现在就够偷偷摸摸了,谁敢再多招人!”
顾骜听了,暗忖:只要不扩大规模,年底的会开完之后,他的案例倒是值得上达天听。
不过,运作手法还得细腻一些。
聊天的过程中,这样的想法不可抑制地就从顾骜脑子里冒出来:“记得历史上,好几项加快开放进程的最高决策,都是因为领导人偶然听到了一些例子导致的。
比如邓公在三中全会前听说了小岗村的十八户生死状、立竿见影带来当年的粮食产量翻倍、一夜解决全村温饱。然后喊了个‘好’字,一切就合法化了,后来写进宪法了。
年广久的案子,也是三次写进《邓选》,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如果我有本事在宣传口做点工作,帮助信息上传下达……说不定既能利国利民,自己还能捞到点名声和口碑。”
顾骜是很有分寸的,他深知哪些历史节点能碰哪些不能碰。
比如,那种“插旗砍旗”的东西,哪怕是宣传口写写文章的,他也绝对不敢碰,那是有可能死或者坐牢的。
无论是一派的《学好文件抓住纲》,还是另一派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怕你是金陵大学马哲系的教授,写了这种级别的文章,都会被冷宫几年,等斗争分出胜负了,压对宝的才会瞬间升迁。(比如那位金陵大学马哲教授,分出胜负后就成了江南省的宣传部高官。)
但是,另一种宣传和辩论口的工作,却是普通记者或者中央名校大学生能碰的——那就是帮忙上传下达、或者负责对社会现实进行解释追认。
因为这种事情上,国家其实已经统一意见决定要这么做了,只是缺一块理论或者事实方面的论据遮羞布,不好意思公开做。你给上面不小心递了一块遮羞布,这是不犯忌的。
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合法化,有时候仅仅只是看这个例子什么时候上达天听了。听到得早,合法化就早。
就像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和李梅将军,其实都想拿燃烧弹轰炸东京的非军事区,只是被“屠杀平民”这个恶名所困,没脸下手。
这时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主动告诉李梅将军:“因为曰本特殊的军工产业结构,导致其并不像我们美国那样有全面的社会化大生产。曰本人将大量初级零件分包到普通家庭作坊加工,因此轰炸东京非军事区不算屠杀平民,而是打击曰本的军事工业”。
这遮羞布一递,李梅立刻大手一挥,烧死了十几万东京平民。
如果那个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能早3个月告诉李梅那篇论述,说不定东京也会早炸平3个月。
但即使美国战败了,要枪毙战犯,也只会枪毙李梅,不会枪毙到那几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头上的。
这种买卖,简直太适合读外交学院的顾骜了,外交官不就是做这种卖嘴皮子颠倒黑白的事情么。
……
顾骜正想到得意处,年广久放开三轮车手刹的“哗啦”声,却把他从沉思中惊醒。
他抬头一看,发现年广久已经蹬着三轮车飞驰逃跑了,跑的时候还不忘分出一只手,把写着招牌的硬纸板往车箱里一塞。
十几秒钟之后,就有两个穿着马甲、临时掏出红臂章往袖子上别的家伙,匆匆忙忙冲了过来。
“看清楚了么?车上的硬纸板是不是写着‘傻子瓜子’?”眼看没追上,为首的一个胖子就气喘吁吁地问身边的跟班。
“队长,看清了,真是他。可惜又被跑了。”手拿红漆木棍的瘦子跟班回答道。
“狗叼滴!都穿便衣了还这么贼!”胖子忍不住骂了一句。
喘匀了气之后,那胖子才看到附近还有顾骜和马风两个,正慢吞吞地往汽车站方向踱步。
“站住!说你们呢,别跑。我们是歌委会纠察队的!”
顾骜若无其事地站住:“喊我?同志,请说普通话。”
那胖子普通话显然不标准,但他听得出顾骜的发音很标准,倒也不敢造次,怕他是大城市来的乘客。
于是他只能勉强憋出一口徽普:“小同志,你们刚才是不是问那个骑三轮车的买瓜子了?”
顾骜理直气壮地回答:“没有,我们就是等车,在站前广场随便逛逛。我们都离开徽省了,票都没留,拿什么买?呐,最多就刚才买了两本书,那边新华书店买的,这也查么?难道你们这儿新华书店还卖反动出版物?”
“你……你别胡说!”胖子被压制得气势上都矮了一头,恼羞成怒道,“把包打开,让我们检查一下!”
说着,他们直接就用武力了。
顾骜也不想有武力对抗,并不作声。
瘦子跟班翻出一张包裹着瓜子的《人人日报》,立刻献功一样拿给队长看。
“你们还怎么解释?”胖子很是得意。
顾骜冷眼嘲讽:“报纸是我们随手放在包里的,瓜子是我昨天在镇上买了散放的。你拿《人人日报》包瓜子干什么?想侮辱上面的文章呢?”
“你……你胡说!明明是你本来就拿这张报纸包的瓜子!”见被顾骜倒打了一耙,胖子更加气急败坏了。
他怕顾骜这种读书人再闹出幺蛾子,便决定当机立断。
“哼,你以为用报纸包我就认不出来了?”胖子说着,就拿出几颗瓜子,当众嗑了一口,然后就得意洋洋地质问顾骜,
“真香!还敢说你是镇上买的!这个味道就是投机倒把的傻子瓜子!来来来,乡亲们评评理,是不是这个外地人说谎!”
顾骜哈哈大笑:“呵呵,原来真香就是投机倒把的傻子瓜子——那你是说社会注意炒出来的瓜子不香了!好,走,跟我去省委xuan传部。我给你评评理。”
一旁刚刚聚拢的围观群众,也跟着大笑起哄起来:“哈哈哈,梁队长,原来真香的就是投机倒把的,我们都听见了。”
那胖子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看顾骜言辞这么犀利,怕他真是个在宣传口有后台的,当下一边抹汗一边偷偷溜了。 ↑返回顶部↑
第二天一早,顾骜辞别了严平和苏泽天,跟马风踏上了回钱塘之路。
他还很仗义地客气了一下,留了自己的联系地址(没有电话,只能留通信地址),让严平以后有事儿可以找他。
赶到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凭录取通知书买了车票。因为车次少,得等到中午才能发车,顾骜和马风就随便在站前小广场上逛一会儿。
因为估计以后都不会来徽省了,所以顾骜和马风昨夜把全部徽省的粮票、肉票都留给了严平,免得浪费。只是随身留了点第二天路上吃的干粮。
当时的各种票证,大多是分省供给的,除了全国粮票之外,其余的出了省就形同废纸。
因为没有票,顾骜跟马风逛了半天也没东西可以买,最多只能逛逛新华书店、淘几本书。
不过小县城的书店也没多少有趣的货色,最多一两个小时,顾骜就觉得淡出鸟来。
这时候就很需要“饮料啤酒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之类的东西打发时间,可惜有钱没票也买不了。
后世坐惯了高铁的顾骜,本来一直不理解绿皮车上为什么那么多卖小食的,现在才算切身体会了。
正在顾骜百无聊赖时,还是马风眼尖,指着广场角落的一辆人力三轮车,轻声说:“诶,顾哥,看见没,那三轮车上写着‘炒货免票’,难道是个投机倒把的?咱去买一点吧。”
顾骜微微有点近视,眼神着实不如马风好。听了提醒后,他才眯着眼看过去,注意到车上挂着块写着“傻子瓜子”的硬纸板。
至于第二行的小字,顾骜已经懒得看了。
“傻子瓜子?那不就是电视剧里提到过的投机倒把典型么!说后来三中全会开完,中央还拿他的案子、讨论雇工算不算资本家剥削。”
顾骜脑子里,立刻反应过来。
对于后世喜欢看年代剧的人来说,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实在是太有名了。
可以说小岗村的十八户生死状,代表了农业的改开;而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就代表了城市个体户雇佣制的改开。而且这年广久跟小岗村一样,都是典型的徽省“刁民”——
这里的“刁民”没有贬义,只是说他们敢冒险。改开最初五年,徽商比吴越和粤东的商人发展还要好。主要是浙商粤商要靠算计和嗅觉做生意。而徽商完全就是靠胆子肥,哪怕有可能被枪毙,照样敢往上冲。
后来政策渐渐明朗了,胆子大的竞争优势就不明显了。
顾骜起了社会调研的心思,就揣了几块钱,跟马风一起凑上去买瓜子:
“同志,两块钱葵花籽。”
蹬三轮车的是个面颊凹陷、皱纹深如沟壑的中年人。粗手粗脚,一看就是贫苦农民出身。
听了顾骜开口就是两块钱,中年人拿搭载脖子上的破毛巾擦了擦脸,歪着嘴反问:“小兄弟,买过东西没?知道两块钱瓜子有多少么?”
顾骜无所谓地说:“就给我称两斤呗,不用找了,剩下的钱,买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中年人把叼在嘴里的卷烟重新往耳朵后面一插,咧嘴一笑,挥手就是一铲,舀起满满一勺炒瓜子,倒进一张叠成三角的《人人日报》里。
“不用称了,两斤只多不少。”中年人很自信地把报纸包递给顾骜,“想聊点什么,不影响我做生意就行。”
“你是年广久么?”顾骜也不想跟一个小贩虚与委蛇,就开门见山了。
毕竟他已经是大学生,小商小贩只要知道他的身份,基本上能回答他问题的,都会回答。
78年的大学生可是很稀罕的。
中年人被这么问,竟然还有些得意:“看你们样子,也是外地读书人吧。看来我年老六的名气不小么。”
果然是他。
顾骜又问:“我记得你不是本地人吧?怎么想到跑来宣州做生意。”
年广久心情不错:“我隔壁芜州的,卖炒货都这样的——人家买了炒货放家里,起码能吃几个月,老呆在一个地方怎么卖得出去?再说都快过年了,当然要把各地都跑一圈了。我一个县最多留两天。”
顾骜听了暗暗点头,意识到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干果炒货是易于长期存放的东西,所以大家买了之后,很久都不用再买。而且还有半个月就是春节了,国人都有过年的时候摆果盘、招待拜年客人的习惯,所以瓜子花生这些东西,确实是年前销量最好。
而年广久的根据地在芜州,也是地处徽省的江南部分,所以生意覆盖芜州、宣州和马山三地,也就顺理成章了。
短短几句话,就能分析出这人颇有朴素的生意头脑。
连一旁的马风,都几乎想掏出小本本记笔记。
顾骜随即又问了个他最关心的问题:“大叔,那你炒瓜子,要请帮工么?”
这个问题让年广久警惕了些,不过看在顾骜像是个爽快人,他还是回答了:“忙的时候请四五个帮工,平时自家人就够了。瓜子都是收来的,又不用自己种。”
顾骜:“那你不准备扩大雇佣规模吧?”
年广久:“怎么可能!现在就够偷偷摸摸了,谁敢再多招人!”
顾骜听了,暗忖:只要不扩大规模,年底的会开完之后,他的案例倒是值得上达天听。
不过,运作手法还得细腻一些。
聊天的过程中,这样的想法不可抑制地就从顾骜脑子里冒出来:“记得历史上,好几项加快开放进程的最高决策,都是因为领导人偶然听到了一些例子导致的。
比如邓公在三中全会前听说了小岗村的十八户生死状、立竿见影带来当年的粮食产量翻倍、一夜解决全村温饱。然后喊了个‘好’字,一切就合法化了,后来写进宪法了。
年广久的案子,也是三次写进《邓选》,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如果我有本事在宣传口做点工作,帮助信息上传下达……说不定既能利国利民,自己还能捞到点名声和口碑。”
顾骜是很有分寸的,他深知哪些历史节点能碰哪些不能碰。
比如,那种“插旗砍旗”的东西,哪怕是宣传口写写文章的,他也绝对不敢碰,那是有可能死或者坐牢的。
无论是一派的《学好文件抓住纲》,还是另一派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怕你是金陵大学马哲系的教授,写了这种级别的文章,都会被冷宫几年,等斗争分出胜负了,压对宝的才会瞬间升迁。(比如那位金陵大学马哲教授,分出胜负后就成了江南省的宣传部高官。)
但是,另一种宣传和辩论口的工作,却是普通记者或者中央名校大学生能碰的——那就是帮忙上传下达、或者负责对社会现实进行解释追认。
因为这种事情上,国家其实已经统一意见决定要这么做了,只是缺一块理论或者事实方面的论据遮羞布,不好意思公开做。你给上面不小心递了一块遮羞布,这是不犯忌的。
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合法化,有时候仅仅只是看这个例子什么时候上达天听了。听到得早,合法化就早。
就像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和李梅将军,其实都想拿燃烧弹轰炸东京的非军事区,只是被“屠杀平民”这个恶名所困,没脸下手。
这时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主动告诉李梅将军:“因为曰本特殊的军工产业结构,导致其并不像我们美国那样有全面的社会化大生产。曰本人将大量初级零件分包到普通家庭作坊加工,因此轰炸东京非军事区不算屠杀平民,而是打击曰本的军事工业”。
这遮羞布一递,李梅立刻大手一挥,烧死了十几万东京平民。
如果那个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能早3个月告诉李梅那篇论述,说不定东京也会早炸平3个月。
但即使美国战败了,要枪毙战犯,也只会枪毙李梅,不会枪毙到那几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头上的。
这种买卖,简直太适合读外交学院的顾骜了,外交官不就是做这种卖嘴皮子颠倒黑白的事情么。
……
顾骜正想到得意处,年广久放开三轮车手刹的“哗啦”声,却把他从沉思中惊醒。
他抬头一看,发现年广久已经蹬着三轮车飞驰逃跑了,跑的时候还不忘分出一只手,把写着招牌的硬纸板往车箱里一塞。
十几秒钟之后,就有两个穿着马甲、临时掏出红臂章往袖子上别的家伙,匆匆忙忙冲了过来。
“看清楚了么?车上的硬纸板是不是写着‘傻子瓜子’?”眼看没追上,为首的一个胖子就气喘吁吁地问身边的跟班。
“队长,看清了,真是他。可惜又被跑了。”手拿红漆木棍的瘦子跟班回答道。
“狗叼滴!都穿便衣了还这么贼!”胖子忍不住骂了一句。
喘匀了气之后,那胖子才看到附近还有顾骜和马风两个,正慢吞吞地往汽车站方向踱步。
“站住!说你们呢,别跑。我们是歌委会纠察队的!”
顾骜若无其事地站住:“喊我?同志,请说普通话。”
那胖子普通话显然不标准,但他听得出顾骜的发音很标准,倒也不敢造次,怕他是大城市来的乘客。
于是他只能勉强憋出一口徽普:“小同志,你们刚才是不是问那个骑三轮车的买瓜子了?”
顾骜理直气壮地回答:“没有,我们就是等车,在站前广场随便逛逛。我们都离开徽省了,票都没留,拿什么买?呐,最多就刚才买了两本书,那边新华书店买的,这也查么?难道你们这儿新华书店还卖反动出版物?”
“你……你别胡说!”胖子被压制得气势上都矮了一头,恼羞成怒道,“把包打开,让我们检查一下!”
说着,他们直接就用武力了。
顾骜也不想有武力对抗,并不作声。
瘦子跟班翻出一张包裹着瓜子的《人人日报》,立刻献功一样拿给队长看。
“你们还怎么解释?”胖子很是得意。
顾骜冷眼嘲讽:“报纸是我们随手放在包里的,瓜子是我昨天在镇上买了散放的。你拿《人人日报》包瓜子干什么?想侮辱上面的文章呢?”
“你……你胡说!明明是你本来就拿这张报纸包的瓜子!”见被顾骜倒打了一耙,胖子更加气急败坏了。
他怕顾骜这种读书人再闹出幺蛾子,便决定当机立断。
“哼,你以为用报纸包我就认不出来了?”胖子说着,就拿出几颗瓜子,当众嗑了一口,然后就得意洋洋地质问顾骜,
“真香!还敢说你是镇上买的!这个味道就是投机倒把的傻子瓜子!来来来,乡亲们评评理,是不是这个外地人说谎!”
顾骜哈哈大笑:“呵呵,原来真香就是投机倒把的傻子瓜子——那你是说社会注意炒出来的瓜子不香了!好,走,跟我去省委xuan传部。我给你评评理。”
一旁刚刚聚拢的围观群众,也跟着大笑起哄起来:“哈哈哈,梁队长,原来真香的就是投机倒把的,我们都听见了。”
那胖子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看顾骜言辞这么犀利,怕他真是个在宣传口有后台的,当下一边抹汗一边偷偷溜了。
他还很仗义地客气了一下,留了自己的联系地址(没有电话,只能留通信地址),让严平以后有事儿可以找他。
赶到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凭录取通知书买了车票。因为车次少,得等到中午才能发车,顾骜和马风就随便在站前小广场上逛一会儿。
因为估计以后都不会来徽省了,所以顾骜和马风昨夜把全部徽省的粮票、肉票都留给了严平,免得浪费。只是随身留了点第二天路上吃的干粮。
当时的各种票证,大多是分省供给的,除了全国粮票之外,其余的出了省就形同废纸。
因为没有票,顾骜跟马风逛了半天也没东西可以买,最多只能逛逛新华书店、淘几本书。
不过小县城的书店也没多少有趣的货色,最多一两个小时,顾骜就觉得淡出鸟来。
这时候就很需要“饮料啤酒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之类的东西打发时间,可惜有钱没票也买不了。
后世坐惯了高铁的顾骜,本来一直不理解绿皮车上为什么那么多卖小食的,现在才算切身体会了。
正在顾骜百无聊赖时,还是马风眼尖,指着广场角落的一辆人力三轮车,轻声说:“诶,顾哥,看见没,那三轮车上写着‘炒货免票’,难道是个投机倒把的?咱去买一点吧。”
顾骜微微有点近视,眼神着实不如马风好。听了提醒后,他才眯着眼看过去,注意到车上挂着块写着“傻子瓜子”的硬纸板。
至于第二行的小字,顾骜已经懒得看了。
“傻子瓜子?那不就是电视剧里提到过的投机倒把典型么!说后来三中全会开完,中央还拿他的案子、讨论雇工算不算资本家剥削。”
顾骜脑子里,立刻反应过来。
对于后世喜欢看年代剧的人来说,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实在是太有名了。
可以说小岗村的十八户生死状,代表了农业的改开;而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就代表了城市个体户雇佣制的改开。而且这年广久跟小岗村一样,都是典型的徽省“刁民”——
这里的“刁民”没有贬义,只是说他们敢冒险。改开最初五年,徽商比吴越和粤东的商人发展还要好。主要是浙商粤商要靠算计和嗅觉做生意。而徽商完全就是靠胆子肥,哪怕有可能被枪毙,照样敢往上冲。
后来政策渐渐明朗了,胆子大的竞争优势就不明显了。
顾骜起了社会调研的心思,就揣了几块钱,跟马风一起凑上去买瓜子:
“同志,两块钱葵花籽。”
蹬三轮车的是个面颊凹陷、皱纹深如沟壑的中年人。粗手粗脚,一看就是贫苦农民出身。
听了顾骜开口就是两块钱,中年人拿搭载脖子上的破毛巾擦了擦脸,歪着嘴反问:“小兄弟,买过东西没?知道两块钱瓜子有多少么?”
顾骜无所谓地说:“就给我称两斤呗,不用找了,剩下的钱,买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中年人把叼在嘴里的卷烟重新往耳朵后面一插,咧嘴一笑,挥手就是一铲,舀起满满一勺炒瓜子,倒进一张叠成三角的《人人日报》里。
“不用称了,两斤只多不少。”中年人很自信地把报纸包递给顾骜,“想聊点什么,不影响我做生意就行。”
“你是年广久么?”顾骜也不想跟一个小贩虚与委蛇,就开门见山了。
毕竟他已经是大学生,小商小贩只要知道他的身份,基本上能回答他问题的,都会回答。
78年的大学生可是很稀罕的。
中年人被这么问,竟然还有些得意:“看你们样子,也是外地读书人吧。看来我年老六的名气不小么。”
果然是他。
顾骜又问:“我记得你不是本地人吧?怎么想到跑来宣州做生意。”
年广久心情不错:“我隔壁芜州的,卖炒货都这样的——人家买了炒货放家里,起码能吃几个月,老呆在一个地方怎么卖得出去?再说都快过年了,当然要把各地都跑一圈了。我一个县最多留两天。”
顾骜听了暗暗点头,意识到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干果炒货是易于长期存放的东西,所以大家买了之后,很久都不用再买。而且还有半个月就是春节了,国人都有过年的时候摆果盘、招待拜年客人的习惯,所以瓜子花生这些东西,确实是年前销量最好。
而年广久的根据地在芜州,也是地处徽省的江南部分,所以生意覆盖芜州、宣州和马山三地,也就顺理成章了。
短短几句话,就能分析出这人颇有朴素的生意头脑。
连一旁的马风,都几乎想掏出小本本记笔记。
顾骜随即又问了个他最关心的问题:“大叔,那你炒瓜子,要请帮工么?”
这个问题让年广久警惕了些,不过看在顾骜像是个爽快人,他还是回答了:“忙的时候请四五个帮工,平时自家人就够了。瓜子都是收来的,又不用自己种。”
顾骜:“那你不准备扩大雇佣规模吧?”
年广久:“怎么可能!现在就够偷偷摸摸了,谁敢再多招人!”
顾骜听了,暗忖:只要不扩大规模,年底的会开完之后,他的案例倒是值得上达天听。
不过,运作手法还得细腻一些。
聊天的过程中,这样的想法不可抑制地就从顾骜脑子里冒出来:“记得历史上,好几项加快开放进程的最高决策,都是因为领导人偶然听到了一些例子导致的。
比如邓公在三中全会前听说了小岗村的十八户生死状、立竿见影带来当年的粮食产量翻倍、一夜解决全村温饱。然后喊了个‘好’字,一切就合法化了,后来写进宪法了。
年广久的案子,也是三次写进《邓选》,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如果我有本事在宣传口做点工作,帮助信息上传下达……说不定既能利国利民,自己还能捞到点名声和口碑。”
顾骜是很有分寸的,他深知哪些历史节点能碰哪些不能碰。
比如,那种“插旗砍旗”的东西,哪怕是宣传口写写文章的,他也绝对不敢碰,那是有可能死或者坐牢的。
无论是一派的《学好文件抓住纲》,还是另一派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怕你是金陵大学马哲系的教授,写了这种级别的文章,都会被冷宫几年,等斗争分出胜负了,压对宝的才会瞬间升迁。(比如那位金陵大学马哲教授,分出胜负后就成了江南省的宣传部高官。)
但是,另一种宣传和辩论口的工作,却是普通记者或者中央名校大学生能碰的——那就是帮忙上传下达、或者负责对社会现实进行解释追认。
因为这种事情上,国家其实已经统一意见决定要这么做了,只是缺一块理论或者事实方面的论据遮羞布,不好意思公开做。你给上面不小心递了一块遮羞布,这是不犯忌的。
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合法化,有时候仅仅只是看这个例子什么时候上达天听了。听到得早,合法化就早。
就像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和李梅将军,其实都想拿燃烧弹轰炸东京的非军事区,只是被“屠杀平民”这个恶名所困,没脸下手。
这时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主动告诉李梅将军:“因为曰本特殊的军工产业结构,导致其并不像我们美国那样有全面的社会化大生产。曰本人将大量初级零件分包到普通家庭作坊加工,因此轰炸东京非军事区不算屠杀平民,而是打击曰本的军事工业”。
这遮羞布一递,李梅立刻大手一挥,烧死了十几万东京平民。
如果那个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能早3个月告诉李梅那篇论述,说不定东京也会早炸平3个月。
但即使美国战败了,要枪毙战犯,也只会枪毙李梅,不会枪毙到那几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头上的。
这种买卖,简直太适合读外交学院的顾骜了,外交官不就是做这种卖嘴皮子颠倒黑白的事情么。
……
顾骜正想到得意处,年广久放开三轮车手刹的“哗啦”声,却把他从沉思中惊醒。
他抬头一看,发现年广久已经蹬着三轮车飞驰逃跑了,跑的时候还不忘分出一只手,把写着招牌的硬纸板往车箱里一塞。
十几秒钟之后,就有两个穿着马甲、临时掏出红臂章往袖子上别的家伙,匆匆忙忙冲了过来。
“看清楚了么?车上的硬纸板是不是写着‘傻子瓜子’?”眼看没追上,为首的一个胖子就气喘吁吁地问身边的跟班。
“队长,看清了,真是他。可惜又被跑了。”手拿红漆木棍的瘦子跟班回答道。
“狗叼滴!都穿便衣了还这么贼!”胖子忍不住骂了一句。
喘匀了气之后,那胖子才看到附近还有顾骜和马风两个,正慢吞吞地往汽车站方向踱步。
“站住!说你们呢,别跑。我们是歌委会纠察队的!”
顾骜若无其事地站住:“喊我?同志,请说普通话。”
那胖子普通话显然不标准,但他听得出顾骜的发音很标准,倒也不敢造次,怕他是大城市来的乘客。
于是他只能勉强憋出一口徽普:“小同志,你们刚才是不是问那个骑三轮车的买瓜子了?”
顾骜理直气壮地回答:“没有,我们就是等车,在站前广场随便逛逛。我们都离开徽省了,票都没留,拿什么买?呐,最多就刚才买了两本书,那边新华书店买的,这也查么?难道你们这儿新华书店还卖反动出版物?”
“你……你别胡说!”胖子被压制得气势上都矮了一头,恼羞成怒道,“把包打开,让我们检查一下!”
说着,他们直接就用武力了。
顾骜也不想有武力对抗,并不作声。
瘦子跟班翻出一张包裹着瓜子的《人人日报》,立刻献功一样拿给队长看。
“你们还怎么解释?”胖子很是得意。
顾骜冷眼嘲讽:“报纸是我们随手放在包里的,瓜子是我昨天在镇上买了散放的。你拿《人人日报》包瓜子干什么?想侮辱上面的文章呢?”
“你……你胡说!明明是你本来就拿这张报纸包的瓜子!”见被顾骜倒打了一耙,胖子更加气急败坏了。
他怕顾骜这种读书人再闹出幺蛾子,便决定当机立断。
“哼,你以为用报纸包我就认不出来了?”胖子说着,就拿出几颗瓜子,当众嗑了一口,然后就得意洋洋地质问顾骜,
“真香!还敢说你是镇上买的!这个味道就是投机倒把的傻子瓜子!来来来,乡亲们评评理,是不是这个外地人说谎!”
顾骜哈哈大笑:“呵呵,原来真香就是投机倒把的傻子瓜子——那你是说社会注意炒出来的瓜子不香了!好,走,跟我去省委xuan传部。我给你评评理。”
一旁刚刚聚拢的围观群众,也跟着大笑起哄起来:“哈哈哈,梁队长,原来真香的就是投机倒把的,我们都听见了。”
那胖子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看顾骜言辞这么犀利,怕他真是个在宣传口有后台的,当下一边抹汗一边偷偷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