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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刻画于华夏人和洋人关系的小说,以一种极其震撼的方式,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野里。
一无所有。
无疑,这是小说的开始,也是小说的结局。
如果说谢锦言的《华夏上海?》是整个矛盾的开始,那么锦颐的《一无所有》便是将整个矛盾引向高、潮的推手。
正如谢锦言一样,锦颐是不屑于用多么富丽堂皇的辞藻来堆砌自己的文章的。她写文章,没有一处是矫揉造作、咬文爵字的,也没有一处是吮笔儒墨、刻意经营的。
正是因为如此,她的文章才会写得如此真实,不知不觉间,竟让人将自己亲身代入进去。等他们看清了结局,从文章中蓦然惊醒,他们才会犹似后怕一般,在背后出了一身冷汗。
几乎是从文章里清醒的下一刻,有钱有势的便开始想,他们愿意变成李财主手里的那些管事的吗?底层人民便开始想,他们愿意变成那些连性命和尊严都无法保留的劳工吗?
不,他们不愿意的!
没有片刻的犹疑,他们如此肯定。
一无所有,那是一种怎样的结果,没人敢去想象。
因为得到过、拥有过,才会更害怕失去。
作者有话要说: 女主是用原名发表文章,主要是因为我是取名废啊,看我笔名就知道了。连文里面的人名,都是找别人给帮忙选的hhhhh
嗯,休息两天,9号继续更新~~~~
☆、第十一章
在那样绝佳的时机里,《一无所有》空前的成功。纵然那文章的字里行间里,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但那都不足以叫人们去挂怀了。
一夜之间,“谢锦颐”这三个字响彻整个上海。
坐在客厅里,锦颐将身子窝进柔软的沙发里,身边随意摊着好几份报纸,手里捧着其中的一份,不知不觉,面色便沉了下去。
“这群人简直太过分了!”
与此同时,一直同锦颐坐在一处的谢锦言也满脸的怒色,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将手中的报纸狠狠地摔在了身前的长木桌上。
锦颐稍稍直起身,顺着那被谢锦言甩开的报纸望去,只见那名为《字林西报》的报纸上,留足了一个大板块,实实的印刷着一个标题——
“合乐里的房屋究竟归谁?”
那与自己方才所看新闻大同小异的标题,仅一眼,便叫锦颐明白了谢锦言在气些什么。
现在已是十一月份的中旬了,自合乐里事件发生至今,已有足足二十多天。
在这二十多天的时光里,锦颐和谢锦言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早早地等在客厅里,等送报的少年将报纸送来后,便也不再挪地,就着客厅的沙发便捧起数份报纸翻阅起来。
可是,在报纸上,锦颐和谢锦言所看到的,自始至终便是各种抨击工部局和外国商人做法的苛责性文章。工部局和那外国商人,却始终未曾现身给出什么说法。直至今日,便连外省外市的各个阶层都对此事有所耳闻了。
原本,锦颐以为这件事或许便会在工部局的漠视之下不了了之,她以为那些洋人们是打定了主意要沉默下去,不想站出来给租界的华夏人民一个合理的解释了。直到她看到了今天的报纸,她才发现——
她错了。
“他们怎么敢这样强词夺理?!怎么敢这样大肆污蔑?!他们真的就以为没人敢站出来驳斥他们的谎言了?!他们难道就不怕谎言被戳破吗?!”
谢锦言本身便不是什么冷静自持的人,他因为二十几年的人生里长久的顺遂,甚至是可以称得上是有些意气用事的。
他是个文人,他是个爱国文人,他有着文人的清高,也有着爱国的热忱。他是看不惯别人在他面前扯谎的,更何况这个谎言所涉及的,是国家、是民族不平等的真相。
“他们不怕的。”不似谢锦言那般且惊且怒,锦颐冷冷说道。
谢锦言听了锦颐的话,倏地顿住了,望向锦颐的双眸里,既是不可置信,也是茫然。
饶是如此,锦颐仍旧没有住嘴,她迎着谢锦言的目光,更似是还嫌有所不够一般,用着极其清冷的声线,带以最为辛辣的讽刺,一连反问道:“他们怎么会怕?那是谎言吗?在他们看来,但凡是他们所说出口的,难道不就是‘真相’吗?”
“真相”的定义是什么?我们选择相信真相,但最后,我们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抑或是别人口中,一番让你不得不相信的“解释”?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谓的“真相”,同样如此。
那报纸上所刊载的、诸如“武装巡捕开进合乐里是为了制止合乐里的暴、乱”,以及“整个事件是有人为勒索五万两白银而设计制造”的等等污蔑和谎言,统统是工部局和那些在华夏的地盘上嚣张惯了的洋人们所玩的一场把戏。
惯来享受安逸的人们,或许为了继续从前安逸的生活,便就此“信”了。但身处不平等对待的底层人民和有思想、能够思考的各行各业的人们却不会相信。
当然了,刊发出这一“谎言”的洋人们根本也没稀罕过要谁去相信,他们给出这一“解释”也根本不是为了“解释”。
他们想要停止这一场对他们不利的舆论风波,既然沉默不行,那便也来说些什么。
与其说那是一个“解释”,倒不如说 ↑返回顶部↑
一无所有。
无疑,这是小说的开始,也是小说的结局。
如果说谢锦言的《华夏上海?》是整个矛盾的开始,那么锦颐的《一无所有》便是将整个矛盾引向高、潮的推手。
正如谢锦言一样,锦颐是不屑于用多么富丽堂皇的辞藻来堆砌自己的文章的。她写文章,没有一处是矫揉造作、咬文爵字的,也没有一处是吮笔儒墨、刻意经营的。
正是因为如此,她的文章才会写得如此真实,不知不觉间,竟让人将自己亲身代入进去。等他们看清了结局,从文章中蓦然惊醒,他们才会犹似后怕一般,在背后出了一身冷汗。
几乎是从文章里清醒的下一刻,有钱有势的便开始想,他们愿意变成李财主手里的那些管事的吗?底层人民便开始想,他们愿意变成那些连性命和尊严都无法保留的劳工吗?
不,他们不愿意的!
没有片刻的犹疑,他们如此肯定。
一无所有,那是一种怎样的结果,没人敢去想象。
因为得到过、拥有过,才会更害怕失去。
作者有话要说: 女主是用原名发表文章,主要是因为我是取名废啊,看我笔名就知道了。连文里面的人名,都是找别人给帮忙选的h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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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在那样绝佳的时机里,《一无所有》空前的成功。纵然那文章的字里行间里,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但那都不足以叫人们去挂怀了。
一夜之间,“谢锦颐”这三个字响彻整个上海。
坐在客厅里,锦颐将身子窝进柔软的沙发里,身边随意摊着好几份报纸,手里捧着其中的一份,不知不觉,面色便沉了下去。
“这群人简直太过分了!”
与此同时,一直同锦颐坐在一处的谢锦言也满脸的怒色,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将手中的报纸狠狠地摔在了身前的长木桌上。
锦颐稍稍直起身,顺着那被谢锦言甩开的报纸望去,只见那名为《字林西报》的报纸上,留足了一个大板块,实实的印刷着一个标题——
“合乐里的房屋究竟归谁?”
那与自己方才所看新闻大同小异的标题,仅一眼,便叫锦颐明白了谢锦言在气些什么。
现在已是十一月份的中旬了,自合乐里事件发生至今,已有足足二十多天。
在这二十多天的时光里,锦颐和谢锦言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早早地等在客厅里,等送报的少年将报纸送来后,便也不再挪地,就着客厅的沙发便捧起数份报纸翻阅起来。
可是,在报纸上,锦颐和谢锦言所看到的,自始至终便是各种抨击工部局和外国商人做法的苛责性文章。工部局和那外国商人,却始终未曾现身给出什么说法。直至今日,便连外省外市的各个阶层都对此事有所耳闻了。
原本,锦颐以为这件事或许便会在工部局的漠视之下不了了之,她以为那些洋人们是打定了主意要沉默下去,不想站出来给租界的华夏人民一个合理的解释了。直到她看到了今天的报纸,她才发现——
她错了。
“他们怎么敢这样强词夺理?!怎么敢这样大肆污蔑?!他们真的就以为没人敢站出来驳斥他们的谎言了?!他们难道就不怕谎言被戳破吗?!”
谢锦言本身便不是什么冷静自持的人,他因为二十几年的人生里长久的顺遂,甚至是可以称得上是有些意气用事的。
他是个文人,他是个爱国文人,他有着文人的清高,也有着爱国的热忱。他是看不惯别人在他面前扯谎的,更何况这个谎言所涉及的,是国家、是民族不平等的真相。
“他们不怕的。”不似谢锦言那般且惊且怒,锦颐冷冷说道。
谢锦言听了锦颐的话,倏地顿住了,望向锦颐的双眸里,既是不可置信,也是茫然。
饶是如此,锦颐仍旧没有住嘴,她迎着谢锦言的目光,更似是还嫌有所不够一般,用着极其清冷的声线,带以最为辛辣的讽刺,一连反问道:“他们怎么会怕?那是谎言吗?在他们看来,但凡是他们所说出口的,难道不就是‘真相’吗?”
“真相”的定义是什么?我们选择相信真相,但最后,我们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抑或是别人口中,一番让你不得不相信的“解释”?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谓的“真相”,同样如此。
那报纸上所刊载的、诸如“武装巡捕开进合乐里是为了制止合乐里的暴、乱”,以及“整个事件是有人为勒索五万两白银而设计制造”的等等污蔑和谎言,统统是工部局和那些在华夏的地盘上嚣张惯了的洋人们所玩的一场把戏。
惯来享受安逸的人们,或许为了继续从前安逸的生活,便就此“信”了。但身处不平等对待的底层人民和有思想、能够思考的各行各业的人们却不会相信。
当然了,刊发出这一“谎言”的洋人们根本也没稀罕过要谁去相信,他们给出这一“解释”也根本不是为了“解释”。
他们想要停止这一场对他们不利的舆论风波,既然沉默不行,那便也来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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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有。
无疑,这是小说的开始,也是小说的结局。
如果说谢锦言的《华夏上海?》是整个矛盾的开始,那么锦颐的《一无所有》便是将整个矛盾引向高、潮的推手。
正如谢锦言一样,锦颐是不屑于用多么富丽堂皇的辞藻来堆砌自己的文章的。她写文章,没有一处是矫揉造作、咬文爵字的,也没有一处是吮笔儒墨、刻意经营的。
正是因为如此,她的文章才会写得如此真实,不知不觉间,竟让人将自己亲身代入进去。等他们看清了结局,从文章中蓦然惊醒,他们才会犹似后怕一般,在背后出了一身冷汗。
几乎是从文章里清醒的下一刻,有钱有势的便开始想,他们愿意变成李财主手里的那些管事的吗?底层人民便开始想,他们愿意变成那些连性命和尊严都无法保留的劳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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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片刻的犹疑,他们如此肯定。
一无所有,那是一种怎样的结果,没人敢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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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在那样绝佳的时机里,《一无所有》空前的成功。纵然那文章的字里行间里,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但那都不足以叫人们去挂怀了。
一夜之间,“谢锦颐”这三个字响彻整个上海。
坐在客厅里,锦颐将身子窝进柔软的沙发里,身边随意摊着好几份报纸,手里捧着其中的一份,不知不觉,面色便沉了下去。
“这群人简直太过分了!”
与此同时,一直同锦颐坐在一处的谢锦言也满脸的怒色,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将手中的报纸狠狠地摔在了身前的长木桌上。
锦颐稍稍直起身,顺着那被谢锦言甩开的报纸望去,只见那名为《字林西报》的报纸上,留足了一个大板块,实实的印刷着一个标题——
“合乐里的房屋究竟归谁?”
那与自己方才所看新闻大同小异的标题,仅一眼,便叫锦颐明白了谢锦言在气些什么。
现在已是十一月份的中旬了,自合乐里事件发生至今,已有足足二十多天。
在这二十多天的时光里,锦颐和谢锦言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早早地等在客厅里,等送报的少年将报纸送来后,便也不再挪地,就着客厅的沙发便捧起数份报纸翻阅起来。
可是,在报纸上,锦颐和谢锦言所看到的,自始至终便是各种抨击工部局和外国商人做法的苛责性文章。工部局和那外国商人,却始终未曾现身给出什么说法。直至今日,便连外省外市的各个阶层都对此事有所耳闻了。
原本,锦颐以为这件事或许便会在工部局的漠视之下不了了之,她以为那些洋人们是打定了主意要沉默下去,不想站出来给租界的华夏人民一个合理的解释了。直到她看到了今天的报纸,她才发现——
她错了。
“他们怎么敢这样强词夺理?!怎么敢这样大肆污蔑?!他们真的就以为没人敢站出来驳斥他们的谎言了?!他们难道就不怕谎言被戳破吗?!”
谢锦言本身便不是什么冷静自持的人,他因为二十几年的人生里长久的顺遂,甚至是可以称得上是有些意气用事的。
他是个文人,他是个爱国文人,他有着文人的清高,也有着爱国的热忱。他是看不惯别人在他面前扯谎的,更何况这个谎言所涉及的,是国家、是民族不平等的真相。
“他们不怕的。”不似谢锦言那般且惊且怒,锦颐冷冷说道。
谢锦言听了锦颐的话,倏地顿住了,望向锦颐的双眸里,既是不可置信,也是茫然。
饶是如此,锦颐仍旧没有住嘴,她迎着谢锦言的目光,更似是还嫌有所不够一般,用着极其清冷的声线,带以最为辛辣的讽刺,一连反问道:“他们怎么会怕?那是谎言吗?在他们看来,但凡是他们所说出口的,难道不就是‘真相’吗?”
“真相”的定义是什么?我们选择相信真相,但最后,我们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抑或是别人口中,一番让你不得不相信的“解释”?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谓的“真相”,同样如此。
那报纸上所刊载的、诸如“武装巡捕开进合乐里是为了制止合乐里的暴、乱”,以及“整个事件是有人为勒索五万两白银而设计制造”的等等污蔑和谎言,统统是工部局和那些在华夏的地盘上嚣张惯了的洋人们所玩的一场把戏。
惯来享受安逸的人们,或许为了继续从前安逸的生活,便就此“信”了。但身处不平等对待的底层人民和有思想、能够思考的各行各业的人们却不会相信。
当然了,刊发出这一“谎言”的洋人们根本也没稀罕过要谁去相信,他们给出这一“解释”也根本不是为了“解释”。
他们想要停止这一场对他们不利的舆论风波,既然沉默不行,那便也来说些什么。
与其说那是一个“解释”,倒不如说
一无所有。
无疑,这是小说的开始,也是小说的结局。
如果说谢锦言的《华夏上海?》是整个矛盾的开始,那么锦颐的《一无所有》便是将整个矛盾引向高、潮的推手。
正如谢锦言一样,锦颐是不屑于用多么富丽堂皇的辞藻来堆砌自己的文章的。她写文章,没有一处是矫揉造作、咬文爵字的,也没有一处是吮笔儒墨、刻意经营的。
正是因为如此,她的文章才会写得如此真实,不知不觉间,竟让人将自己亲身代入进去。等他们看清了结局,从文章中蓦然惊醒,他们才会犹似后怕一般,在背后出了一身冷汗。
几乎是从文章里清醒的下一刻,有钱有势的便开始想,他们愿意变成李财主手里的那些管事的吗?底层人民便开始想,他们愿意变成那些连性命和尊严都无法保留的劳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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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有,那是一种怎样的结果,没人敢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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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谢锦颐”这三个字响彻整个上海。
坐在客厅里,锦颐将身子窝进柔软的沙发里,身边随意摊着好几份报纸,手里捧着其中的一份,不知不觉,面色便沉了下去。
“这群人简直太过分了!”
与此同时,一直同锦颐坐在一处的谢锦言也满脸的怒色,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将手中的报纸狠狠地摔在了身前的长木桌上。
锦颐稍稍直起身,顺着那被谢锦言甩开的报纸望去,只见那名为《字林西报》的报纸上,留足了一个大板块,实实的印刷着一个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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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与自己方才所看新闻大同小异的标题,仅一眼,便叫锦颐明白了谢锦言在气些什么。
现在已是十一月份的中旬了,自合乐里事件发生至今,已有足足二十多天。
在这二十多天的时光里,锦颐和谢锦言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早早地等在客厅里,等送报的少年将报纸送来后,便也不再挪地,就着客厅的沙发便捧起数份报纸翻阅起来。
可是,在报纸上,锦颐和谢锦言所看到的,自始至终便是各种抨击工部局和外国商人做法的苛责性文章。工部局和那外国商人,却始终未曾现身给出什么说法。直至今日,便连外省外市的各个阶层都对此事有所耳闻了。
原本,锦颐以为这件事或许便会在工部局的漠视之下不了了之,她以为那些洋人们是打定了主意要沉默下去,不想站出来给租界的华夏人民一个合理的解释了。直到她看到了今天的报纸,她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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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怎么敢这样强词夺理?!怎么敢这样大肆污蔑?!他们真的就以为没人敢站出来驳斥他们的谎言了?!他们难道就不怕谎言被戳破吗?!”
谢锦言本身便不是什么冷静自持的人,他因为二十几年的人生里长久的顺遂,甚至是可以称得上是有些意气用事的。
他是个文人,他是个爱国文人,他有着文人的清高,也有着爱国的热忱。他是看不惯别人在他面前扯谎的,更何况这个谎言所涉及的,是国家、是民族不平等的真相。
“他们不怕的。”不似谢锦言那般且惊且怒,锦颐冷冷说道。
谢锦言听了锦颐的话,倏地顿住了,望向锦颐的双眸里,既是不可置信,也是茫然。
饶是如此,锦颐仍旧没有住嘴,她迎着谢锦言的目光,更似是还嫌有所不够一般,用着极其清冷的声线,带以最为辛辣的讽刺,一连反问道:“他们怎么会怕?那是谎言吗?在他们看来,但凡是他们所说出口的,难道不就是‘真相’吗?”
“真相”的定义是什么?我们选择相信真相,但最后,我们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抑或是别人口中,一番让你不得不相信的“解释”?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谓的“真相”,同样如此。
那报纸上所刊载的、诸如“武装巡捕开进合乐里是为了制止合乐里的暴、乱”,以及“整个事件是有人为勒索五万两白银而设计制造”的等等污蔑和谎言,统统是工部局和那些在华夏的地盘上嚣张惯了的洋人们所玩的一场把戏。
惯来享受安逸的人们,或许为了继续从前安逸的生活,便就此“信”了。但身处不平等对待的底层人民和有思想、能够思考的各行各业的人们却不会相信。
当然了,刊发出这一“谎言”的洋人们根本也没稀罕过要谁去相信,他们给出这一“解释”也根本不是为了“解释”。
他们想要停止这一场对他们不利的舆论风波,既然沉默不行,那便也来说些什么。
与其说那是一个“解释”,倒不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