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章 不同意内阁对郑芝龙的处置提议
若灾情太严重，本地富户存粮存银全部计口分配，都不足以赈济灾情。
当地官员可把情况汇总通报给巡抚陕西都御史胡廷晏，再由胡廷晏指定陕南灾情较轻地区，结对救助陕北重灾区。
同样让指定地区的富户公示财产，计口保留足够本家的口粮和日常必要开支，将剩余部分捐助出去。
用这样的办法，除了募军赈济一百一十万人之外，其他灾民也大多能得到救助，可以生存下去。
对于这种在灾区和靠近灾区地区的富户计口捐助家财，原本朝廷内一些官员担心会导致当地富户的不满，甚至引起骚扰。
但事实证明，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身处灾区的富户本身也常处于恐惧之中。
他们每天都在害怕受到灾民抢劫，那时候不但家财尽丧，甚至性命都可能丢掉，妻女清白都不保。
如果自己直接捐钱，则又怕是个无底洞，散尽家财后也得不到任何保障。
到最后反而落得一个提前饿死的下场。
而现在官府出面组织，许下承诺，并且刻石碑为证。
他们捐出家财，就安心地多了。
一来至少可以保命，在当地乡民中也可以有一个好名声。
二来，即便就算银两捐出之后，不足以渡过难关。官府也会源源不断把其他地方的银粮调拨过来，他们作为原先的捐助者，自然会得到优先赈济。
而且旱灾缓解之后，只要朝廷还在，石碑还在，他们终究会得到补偿，甚至可以得到封爵。
权衡利弊之下，灾区和赈济灾区的地方富户，对这一救灾政策，还是积极配合的。
当然不配合也不行。
朝廷刚在灾区招募十万大军。
这十万新兵去打后金不行，但要镇压地方平民富户零散叛乱，还是容易的。
从目前态势看，在以上多种措施并举之下，陕北这场旱灾足可应付。
内阁汇报的另一件事是贵州的安邦彦之乱，请示皇帝后续如何处置。
起于天启年间的四川奢崇明之乱，贵州安邦彦之乱也被合称为奢安之乱。
但实际上四川奢崇明之乱是很快平息的。
天启元年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占据重庆，围攻成都。
天启二年二月，成都解围，五月、六月收复重庆、泸州。
原先被叛军占领的四川失地，绝大部分都已收复：“贼所盘踞，悉入版图”
奢崇明一伙只能龟缩回自己的老巢永宁。
到了天启三年四月，奢崇明老巢也不保。
明军攻克永宁，奢崇明父子狼狈逃至贵州水西，托庇于贵州水西的安邦彦。
两年不到，搅乱四川的奢崇明叛乱基本平定，奢崇明父子被明军打成了丧家之狗，投靠贵州安邦彦才苟存下来。
至于安邦彦叛乱拖的时间确实长了一些。
天启二年五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攻陷毕节、安顺等地，围攻贵阳。
天启二年十一月，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军兵分三路，夺取龙里，进兵毕节，两万明军击溃叛军十万，打死安邦俊，贵阳解围。
天启三年正月，安邦彦军再逼贵阳。
四月，王三善率明军在鸭池、陆广再败叛军，安邦彦叛军退保水西
六月，贵州总兵鲁钦攻入水西，安邦彦逃到织金。
天启四年正月，贵州巡抚王三善被假意投降的土酋陈其愚杀害，安邦彦叛乱势焰再增。
此后安邦彦叛军和明军互有胜负。
到崇祯初年，基本态势是叛军元气已伤，无力再攻下明军守卫的要害据点，而明军要进入深山穷谷，彻底歼灭安邦彦一伙，也难以做到。
双方形成了相持态势，但总体上安邦彦一伙已难翻起大浪。
崇祯元年九月安邦彦号称四路大军进犯龙场，想攻打安普，结果被游击梁东旭击败。
五省总督朱燮元上疏，要彻底围歼安邦彦需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合力。其中四川出兵赤水，云南出兵乌撒，希望朝廷协调，约定时间三路齐出，剿灭安邦彦。
内阁请示朱由检，应该如何处置。
如果要调动三省兵力，大举进兵，彻底剿灭安邦彦，势必要加大军饷投入。
朱由检问陈仁锡：
“如今贵州对付安邦彦叛军，一年军饷多少？”
陈仁锡说道：
“一年所费，也就相当于辽饷一月。”
朱由检盘算了一下，关宁军饷现在一年四百八十万两，一个月那就是四十万两。
现在贵州一年军饷，也就是四十万两左右。
实际历史上，安邦彦是在崇祯二年被明军击溃斩杀。
从官员事后的奏报来看，也并非是大举调兵，合力会剿的结果。
安邦彦纠集号称十万的军队，来攻永宁，结果被明军一万三千人击溃。
按御史毛羽健的说法，“不费调兵，不烦征饷，不俟期会，一战成功”。
叛军主要首脑安邦彦、慕德、奢崇明、阿思落易或斩或擒。
由此可见，安邦彦虽然动辄号称十万大军，实则水分极大，吓唬人用的。
其现在真实境况不过是被明军堵在穷山沟里，再不能攻破据点，打破封锁，明军不打他，他都要熬不下去。
对付这种本已穷途末路的土司叛贼，完全不必大动干戈，以逸待劳就可。
于是说道：
“给朱燮元批复，督促各处军兵，守住要害城镇即可。这安逆走投无路，不足为虑。至于贵州军费可以加倍，提升到八十万两，改善各处守军待遇。”
陈仁锡等人遵命。
另外陈仁锡、徐光启奏报。
在朱由检出巡期间，他们已经让蓟辽督师王之臣把宁远、锦州军主力撤回蓟镇到山海关一线。
全力加强蓟镇至山海关沿线的防守。
仅在锦州保留一千士兵，在宁远保留两千人
平时以此为据点，游兵侦测西鞑和后金动静。
若是后金大兵来犯，则及时撤退。
保持灵活机动。
这样避免被后金围城打援，白白把力量消耗在无用之地，丧失主动权。
对于后金是否会占据锦州、宁远则根本不必担心。
若是后金有这心思，当初也不可能攻下广宁，却又毁城撤出。
后金当初是怕驻守广宁导致兵力分散，老巢空虚，被毛文龙乘虚而入，也担心后勤补给难以维持。
连距离后金更近的广宁，他们都无意占领，更别说锦州和宁远了。
对后金来说，现在这些问题依旧存在。而且明方大力支援东江之后，后金更不敢分兵占城。
朱由检对内阁的安排表示完全赞同。
内阁汇报的下一个议题是郑芝龙。
说是郑芝龙虽然投降，但对其忠诚还是不能完全保证。
原先隶属郑芝龙集团的一些海盗，例如周三老在浙江沿海抢劫。
朱由检对郑芝龙还是比较了解的。
郑芝龙万历三十二年生（1604年），现在应该是二十四岁。
少年时去澳门投奔母舅黄程，学会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后来追随大海商兼大海盗李旦做事，在日本和台湾之间来往。
并且在日本平户岛娶了日华混血的田川氏为妻。
天启四年到天启五年间，在台湾，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充当翻译。
李旦死后，郑芝龙继承李旦在台湾的基业，崛起成为实力雄厚的海盗之一。
从天启六年开始，郑芝龙带领船队从台湾出发袭击福建、广东沿海。
并且乘福建发生旱灾饥荒，招募大量灾民，扩充实力。
和其他海盗不同，郑芝龙的海盗军队并不肆意烧杀，甚至对抓获的明军败将，也不杀害。
从一开始他的策略其实就是通过袭击沿海，彰显自身实力的方式，引起明朝对他的重视。
而崇祯元年，也即是今年七月，郑芝龙终于接受招抚了，被授予福建抚夷守备。
当然郑芝龙接受招抚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借助明朝官方的声势，进一步扩大自己实力，消灭与他竞争的其他海盗，比如李魁奇、杨禄、杨策、钟斌、刘香。
李魁奇、钟斌之类也接受明朝招抚，但因为郑芝龙排挤，降而复叛。
被郑芝龙打着明朝官方的旗号，一一消灭。
其后郑芝龙又在崇祯六年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大败荷兰舰队。
两年后又彻底消灭刘香集团。
此后郑芝龙家族基本垄断了大明到日本，大明到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据记载，当时所有在这海域贸易的商船，都要打上飞黄旗号，郑氏令旗，才能平安做生意。
巨额海上贸易利润被郑芝龙家族垄断，郑家“岁入以千万级”
郑芝龙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
只可惜最后郑芝龙打错算盘，投降满清，被劫持到北方。
这个让西方殖民者望而生畏的海上军事商业集团也随之瓦解衰落。
陈仁锡、徐光启对郑芝龙的看法是此人私欲极重，名义上归顺，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私利。即便打击其他海盗，也不过是为了自己垄断海上贸易。
朝廷实行战时新政之前，财政收入不足，对付后金都焦头烂额，无力在东南投入。
对郑芝龙这类海盗，确实只要招抚过来，不再抢掠，让他去消灭其他海盗，也就满意了。
不能像对待其他官兵一样，随意支配调遣。
但由此带来的隐患是东南军政财税，会越来越被郑芝龙所操控垄断。
朝廷无法控制。
这郑芝龙会成为独立一方的军阀，越往后，朝廷越难管制。
现在既已实施新政，财政收入宽裕，可以考虑派遣能干官员，在东南沿海打造一支真正隶属于朝廷的强大水师海军，以此震慑东南。
对郑芝龙的管束也可加严，对其下属军官可调派往其他地方效力。
若是郑芝龙能乖乖听命，不敢违抗，那是最好。
如果违抗，则予以军事打击，彻底将其势力收归朝廷所有。
而海上贸易的利润，也可以收归朝廷。
至于打造东南新水师的官员，他们推荐现为户部右侍郎的南居益。
南居益曾经在天启三年，担任右副都御使，巡抚福建，击溃红毛海寇（荷兰军队）。
闽人纪念其功德，在澎湖为其建立生祠，是一个干才。
南居益有海事经验，和郑芝龙的前主人大海盗李旦也打过交道，在海寇中也有威信，可担当此任
朱由检沉吟片刻后，否定了这个提议。
他觉得目前就让郑芝龙发育壮大也不妨。
郑芝龙所具备的一些特点，是明朝文官所不具备的。
光是对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熟悉，并且掌握对方语言，这一点就是文官所没有的。
至于海上贸易的丰富经验，更是南居益这样的官员不可能具备的。
郑芝龙现在是一头正在发育的肥猪，就算要杀猪取肉，也为时过早。
就先让他发育壮大，顺便也可以培养大量的海上军事人才，贸易人才，和西洋殖民者打交道的人才。
等到大明把后金扫灭，挟此威势，回过头来对付郑芝龙，让他让出部分海上贸易的权利，分割瓦解其势力，也为时未晚。
更何况大明的海上力量，就以现在而言，也并非就郑芝龙一个。
毛文龙东江同样是海上力量。
扫灭建虏后，以郑芝龙的欺软怕硬的性格，他面对大明朝廷的军威，估计没有胆子敢于强硬对抗。
又何必现在对他过早动手？’
甚至到那时候，可以给郑芝龙指点一条明路，让他带着郑家势力，直接去攻占被荷兰、西班牙殖民占领的印尼、菲律宾等地。
朝廷甚至还可以资助郑芝龙。
这样对郑芝龙和大明来说是双赢的局面。
更甚至可以让他走得再远点，带领大批移民去澳大利亚发展，还怕郑家没有发展空间么？
以后大明处罚文官，也多了一个流放地点。既避免施加死刑，又能传播儒家教化于海外，岂非一举两得。
相信到时候郑芝龙会乐于接受的，当然他不接受也没有其他选择。
不过要更好实现对郑家的操控，有些事情不能不提前着手。
按朱由检知道的信息。
郑芝龙的日本老婆田川氏在天启四年生下长子郑森（郑成功），在崇祯二年生下次子七佐卫门。
此外郑芝龙在日本还有一个女儿，具体是不是田川氏生的就不清楚了，有说是私生女。
这个女儿，是个教徒，在崇祯八年为躲避日本迫害，逃到澳门，嫁给了一个葡萄牙人罗德里格斯。 ↑返回顶部↑
当地官员可把情况汇总通报给巡抚陕西都御史胡廷晏，再由胡廷晏指定陕南灾情较轻地区，结对救助陕北重灾区。
同样让指定地区的富户公示财产，计口保留足够本家的口粮和日常必要开支，将剩余部分捐助出去。
用这样的办法，除了募军赈济一百一十万人之外，其他灾民也大多能得到救助，可以生存下去。
对于这种在灾区和靠近灾区地区的富户计口捐助家财，原本朝廷内一些官员担心会导致当地富户的不满，甚至引起骚扰。
但事实证明，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身处灾区的富户本身也常处于恐惧之中。
他们每天都在害怕受到灾民抢劫，那时候不但家财尽丧，甚至性命都可能丢掉，妻女清白都不保。
如果自己直接捐钱，则又怕是个无底洞，散尽家财后也得不到任何保障。
到最后反而落得一个提前饿死的下场。
而现在官府出面组织，许下承诺，并且刻石碑为证。
他们捐出家财，就安心地多了。
一来至少可以保命，在当地乡民中也可以有一个好名声。
二来，即便就算银两捐出之后，不足以渡过难关。官府也会源源不断把其他地方的银粮调拨过来，他们作为原先的捐助者，自然会得到优先赈济。
而且旱灾缓解之后，只要朝廷还在，石碑还在，他们终究会得到补偿，甚至可以得到封爵。
权衡利弊之下，灾区和赈济灾区的地方富户，对这一救灾政策，还是积极配合的。
当然不配合也不行。
朝廷刚在灾区招募十万大军。
这十万新兵去打后金不行，但要镇压地方平民富户零散叛乱，还是容易的。
从目前态势看，在以上多种措施并举之下，陕北这场旱灾足可应付。
内阁汇报的另一件事是贵州的安邦彦之乱，请示皇帝后续如何处置。
起于天启年间的四川奢崇明之乱，贵州安邦彦之乱也被合称为奢安之乱。
但实际上四川奢崇明之乱是很快平息的。
天启元年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占据重庆，围攻成都。
天启二年二月，成都解围，五月、六月收复重庆、泸州。
原先被叛军占领的四川失地，绝大部分都已收复：“贼所盘踞，悉入版图”
奢崇明一伙只能龟缩回自己的老巢永宁。
到了天启三年四月，奢崇明老巢也不保。
明军攻克永宁，奢崇明父子狼狈逃至贵州水西，托庇于贵州水西的安邦彦。
两年不到，搅乱四川的奢崇明叛乱基本平定，奢崇明父子被明军打成了丧家之狗，投靠贵州安邦彦才苟存下来。
至于安邦彦叛乱拖的时间确实长了一些。
天启二年五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攻陷毕节、安顺等地，围攻贵阳。
天启二年十一月，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军兵分三路，夺取龙里，进兵毕节，两万明军击溃叛军十万，打死安邦俊，贵阳解围。
天启三年正月，安邦彦军再逼贵阳。
四月，王三善率明军在鸭池、陆广再败叛军，安邦彦叛军退保水西
六月，贵州总兵鲁钦攻入水西，安邦彦逃到织金。
天启四年正月，贵州巡抚王三善被假意投降的土酋陈其愚杀害，安邦彦叛乱势焰再增。
此后安邦彦叛军和明军互有胜负。
到崇祯初年，基本态势是叛军元气已伤，无力再攻下明军守卫的要害据点，而明军要进入深山穷谷，彻底歼灭安邦彦一伙，也难以做到。
双方形成了相持态势，但总体上安邦彦一伙已难翻起大浪。
崇祯元年九月安邦彦号称四路大军进犯龙场，想攻打安普，结果被游击梁东旭击败。
五省总督朱燮元上疏，要彻底围歼安邦彦需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合力。其中四川出兵赤水，云南出兵乌撒，希望朝廷协调，约定时间三路齐出，剿灭安邦彦。
内阁请示朱由检，应该如何处置。
如果要调动三省兵力，大举进兵，彻底剿灭安邦彦，势必要加大军饷投入。
朱由检问陈仁锡：
“如今贵州对付安邦彦叛军，一年军饷多少？”
陈仁锡说道：
“一年所费，也就相当于辽饷一月。”
朱由检盘算了一下，关宁军饷现在一年四百八十万两，一个月那就是四十万两。
现在贵州一年军饷，也就是四十万两左右。
实际历史上，安邦彦是在崇祯二年被明军击溃斩杀。
从官员事后的奏报来看，也并非是大举调兵，合力会剿的结果。
安邦彦纠集号称十万的军队，来攻永宁，结果被明军一万三千人击溃。
按御史毛羽健的说法，“不费调兵，不烦征饷，不俟期会，一战成功”。
叛军主要首脑安邦彦、慕德、奢崇明、阿思落易或斩或擒。
由此可见，安邦彦虽然动辄号称十万大军，实则水分极大，吓唬人用的。
其现在真实境况不过是被明军堵在穷山沟里，再不能攻破据点，打破封锁，明军不打他，他都要熬不下去。
对付这种本已穷途末路的土司叛贼，完全不必大动干戈，以逸待劳就可。
于是说道：
“给朱燮元批复，督促各处军兵，守住要害城镇即可。这安逆走投无路，不足为虑。至于贵州军费可以加倍，提升到八十万两，改善各处守军待遇。”
陈仁锡等人遵命。
另外陈仁锡、徐光启奏报。
在朱由检出巡期间，他们已经让蓟辽督师王之臣把宁远、锦州军主力撤回蓟镇到山海关一线。
全力加强蓟镇至山海关沿线的防守。
仅在锦州保留一千士兵，在宁远保留两千人
平时以此为据点，游兵侦测西鞑和后金动静。
若是后金大兵来犯，则及时撤退。
保持灵活机动。
这样避免被后金围城打援，白白把力量消耗在无用之地，丧失主动权。
对于后金是否会占据锦州、宁远则根本不必担心。
若是后金有这心思，当初也不可能攻下广宁，却又毁城撤出。
后金当初是怕驻守广宁导致兵力分散，老巢空虚，被毛文龙乘虚而入，也担心后勤补给难以维持。
连距离后金更近的广宁，他们都无意占领，更别说锦州和宁远了。
对后金来说，现在这些问题依旧存在。而且明方大力支援东江之后，后金更不敢分兵占城。
朱由检对内阁的安排表示完全赞同。
内阁汇报的下一个议题是郑芝龙。
说是郑芝龙虽然投降，但对其忠诚还是不能完全保证。
原先隶属郑芝龙集团的一些海盗，例如周三老在浙江沿海抢劫。
朱由检对郑芝龙还是比较了解的。
郑芝龙万历三十二年生（1604年），现在应该是二十四岁。
少年时去澳门投奔母舅黄程，学会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后来追随大海商兼大海盗李旦做事，在日本和台湾之间来往。
并且在日本平户岛娶了日华混血的田川氏为妻。
天启四年到天启五年间，在台湾，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充当翻译。
李旦死后，郑芝龙继承李旦在台湾的基业，崛起成为实力雄厚的海盗之一。
从天启六年开始，郑芝龙带领船队从台湾出发袭击福建、广东沿海。
并且乘福建发生旱灾饥荒，招募大量灾民，扩充实力。
和其他海盗不同，郑芝龙的海盗军队并不肆意烧杀，甚至对抓获的明军败将，也不杀害。
从一开始他的策略其实就是通过袭击沿海，彰显自身实力的方式，引起明朝对他的重视。
而崇祯元年，也即是今年七月，郑芝龙终于接受招抚了，被授予福建抚夷守备。
当然郑芝龙接受招抚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借助明朝官方的声势，进一步扩大自己实力，消灭与他竞争的其他海盗，比如李魁奇、杨禄、杨策、钟斌、刘香。
李魁奇、钟斌之类也接受明朝招抚，但因为郑芝龙排挤，降而复叛。
被郑芝龙打着明朝官方的旗号，一一消灭。
其后郑芝龙又在崇祯六年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大败荷兰舰队。
两年后又彻底消灭刘香集团。
此后郑芝龙家族基本垄断了大明到日本，大明到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据记载，当时所有在这海域贸易的商船，都要打上飞黄旗号，郑氏令旗，才能平安做生意。
巨额海上贸易利润被郑芝龙家族垄断，郑家“岁入以千万级”
郑芝龙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
只可惜最后郑芝龙打错算盘，投降满清，被劫持到北方。
这个让西方殖民者望而生畏的海上军事商业集团也随之瓦解衰落。
陈仁锡、徐光启对郑芝龙的看法是此人私欲极重，名义上归顺，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私利。即便打击其他海盗，也不过是为了自己垄断海上贸易。
朝廷实行战时新政之前，财政收入不足，对付后金都焦头烂额，无力在东南投入。
对郑芝龙这类海盗，确实只要招抚过来，不再抢掠，让他去消灭其他海盗，也就满意了。
不能像对待其他官兵一样，随意支配调遣。
但由此带来的隐患是东南军政财税，会越来越被郑芝龙所操控垄断。
朝廷无法控制。
这郑芝龙会成为独立一方的军阀，越往后，朝廷越难管制。
现在既已实施新政，财政收入宽裕，可以考虑派遣能干官员，在东南沿海打造一支真正隶属于朝廷的强大水师海军，以此震慑东南。
对郑芝龙的管束也可加严，对其下属军官可调派往其他地方效力。
若是郑芝龙能乖乖听命，不敢违抗，那是最好。
如果违抗，则予以军事打击，彻底将其势力收归朝廷所有。
而海上贸易的利润，也可以收归朝廷。
至于打造东南新水师的官员，他们推荐现为户部右侍郎的南居益。
南居益曾经在天启三年，担任右副都御使，巡抚福建，击溃红毛海寇（荷兰军队）。
闽人纪念其功德，在澎湖为其建立生祠，是一个干才。
南居益有海事经验，和郑芝龙的前主人大海盗李旦也打过交道，在海寇中也有威信，可担当此任
朱由检沉吟片刻后，否定了这个提议。
他觉得目前就让郑芝龙发育壮大也不妨。
郑芝龙所具备的一些特点，是明朝文官所不具备的。
光是对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熟悉，并且掌握对方语言，这一点就是文官所没有的。
至于海上贸易的丰富经验，更是南居益这样的官员不可能具备的。
郑芝龙现在是一头正在发育的肥猪，就算要杀猪取肉，也为时过早。
就先让他发育壮大，顺便也可以培养大量的海上军事人才，贸易人才，和西洋殖民者打交道的人才。
等到大明把后金扫灭，挟此威势，回过头来对付郑芝龙，让他让出部分海上贸易的权利，分割瓦解其势力，也为时未晚。
更何况大明的海上力量，就以现在而言，也并非就郑芝龙一个。
毛文龙东江同样是海上力量。
扫灭建虏后，以郑芝龙的欺软怕硬的性格，他面对大明朝廷的军威，估计没有胆子敢于强硬对抗。
又何必现在对他过早动手？’
甚至到那时候，可以给郑芝龙指点一条明路，让他带着郑家势力，直接去攻占被荷兰、西班牙殖民占领的印尼、菲律宾等地。
朝廷甚至还可以资助郑芝龙。
这样对郑芝龙和大明来说是双赢的局面。
更甚至可以让他走得再远点，带领大批移民去澳大利亚发展，还怕郑家没有发展空间么？
以后大明处罚文官，也多了一个流放地点。既避免施加死刑，又能传播儒家教化于海外，岂非一举两得。
相信到时候郑芝龙会乐于接受的，当然他不接受也没有其他选择。
不过要更好实现对郑家的操控，有些事情不能不提前着手。
按朱由检知道的信息。
郑芝龙的日本老婆田川氏在天启四年生下长子郑森（郑成功），在崇祯二年生下次子七佐卫门。
此外郑芝龙在日本还有一个女儿，具体是不是田川氏生的就不清楚了，有说是私生女。
这个女儿，是个教徒，在崇祯八年为躲避日本迫害，逃到澳门，嫁给了一个葡萄牙人罗德里格斯。 ↑返回顶部↑
若灾情太严重，本地富户存粮存银全部计口分配，都不足以赈济灾情。
当地官员可把情况汇总通报给巡抚陕西都御史胡廷晏，再由胡廷晏指定陕南灾情较轻地区，结对救助陕北重灾区。
同样让指定地区的富户公示财产，计口保留足够本家的口粮和日常必要开支，将剩余部分捐助出去。
用这样的办法，除了募军赈济一百一十万人之外，其他灾民也大多能得到救助，可以生存下去。
对于这种在灾区和靠近灾区地区的富户计口捐助家财，原本朝廷内一些官员担心会导致当地富户的不满，甚至引起骚扰。
但事实证明，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身处灾区的富户本身也常处于恐惧之中。
他们每天都在害怕受到灾民抢劫，那时候不但家财尽丧，甚至性命都可能丢掉，妻女清白都不保。
如果自己直接捐钱，则又怕是个无底洞，散尽家财后也得不到任何保障。
到最后反而落得一个提前饿死的下场。
而现在官府出面组织，许下承诺，并且刻石碑为证。
他们捐出家财，就安心地多了。
一来至少可以保命，在当地乡民中也可以有一个好名声。
二来，即便就算银两捐出之后，不足以渡过难关。官府也会源源不断把其他地方的银粮调拨过来，他们作为原先的捐助者，自然会得到优先赈济。
而且旱灾缓解之后，只要朝廷还在，石碑还在，他们终究会得到补偿，甚至可以得到封爵。
权衡利弊之下，灾区和赈济灾区的地方富户，对这一救灾政策，还是积极配合的。
当然不配合也不行。
朝廷刚在灾区招募十万大军。
这十万新兵去打后金不行，但要镇压地方平民富户零散叛乱，还是容易的。
从目前态势看，在以上多种措施并举之下，陕北这场旱灾足可应付。
内阁汇报的另一件事是贵州的安邦彦之乱，请示皇帝后续如何处置。
起于天启年间的四川奢崇明之乱，贵州安邦彦之乱也被合称为奢安之乱。
但实际上四川奢崇明之乱是很快平息的。
天启元年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占据重庆，围攻成都。
天启二年二月，成都解围，五月、六月收复重庆、泸州。
原先被叛军占领的四川失地，绝大部分都已收复：“贼所盘踞，悉入版图”
奢崇明一伙只能龟缩回自己的老巢永宁。
到了天启三年四月，奢崇明老巢也不保。
明军攻克永宁，奢崇明父子狼狈逃至贵州水西，托庇于贵州水西的安邦彦。
两年不到，搅乱四川的奢崇明叛乱基本平定，奢崇明父子被明军打成了丧家之狗，投靠贵州安邦彦才苟存下来。
至于安邦彦叛乱拖的时间确实长了一些。
天启二年五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攻陷毕节、安顺等地，围攻贵阳。
天启二年十一月，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军兵分三路，夺取龙里，进兵毕节，两万明军击溃叛军十万，打死安邦俊，贵阳解围。
天启三年正月，安邦彦军再逼贵阳。
四月，王三善率明军在鸭池、陆广再败叛军，安邦彦叛军退保水西
六月，贵州总兵鲁钦攻入水西，安邦彦逃到织金。
天启四年正月，贵州巡抚王三善被假意投降的土酋陈其愚杀害，安邦彦叛乱势焰再增。
此后安邦彦叛军和明军互有胜负。
到崇祯初年，基本态势是叛军元气已伤，无力再攻下明军守卫的要害据点，而明军要进入深山穷谷，彻底歼灭安邦彦一伙，也难以做到。
双方形成了相持态势，但总体上安邦彦一伙已难翻起大浪。
崇祯元年九月安邦彦号称四路大军进犯龙场，想攻打安普，结果被游击梁东旭击败。
五省总督朱燮元上疏，要彻底围歼安邦彦需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合力。其中四川出兵赤水，云南出兵乌撒，希望朝廷协调，约定时间三路齐出，剿灭安邦彦。
内阁请示朱由检，应该如何处置。
如果要调动三省兵力，大举进兵，彻底剿灭安邦彦，势必要加大军饷投入。
朱由检问陈仁锡：
“如今贵州对付安邦彦叛军，一年军饷多少？”
陈仁锡说道：
“一年所费，也就相当于辽饷一月。”
朱由检盘算了一下，关宁军饷现在一年四百八十万两，一个月那就是四十万两。
现在贵州一年军饷，也就是四十万两左右。
实际历史上，安邦彦是在崇祯二年被明军击溃斩杀。
从官员事后的奏报来看，也并非是大举调兵，合力会剿的结果。
安邦彦纠集号称十万的军队，来攻永宁，结果被明军一万三千人击溃。
按御史毛羽健的说法，“不费调兵，不烦征饷，不俟期会，一战成功”。
叛军主要首脑安邦彦、慕德、奢崇明、阿思落易或斩或擒。
由此可见，安邦彦虽然动辄号称十万大军，实则水分极大，吓唬人用的。
其现在真实境况不过是被明军堵在穷山沟里，再不能攻破据点，打破封锁，明军不打他，他都要熬不下去。
对付这种本已穷途末路的土司叛贼，完全不必大动干戈，以逸待劳就可。
于是说道：
“给朱燮元批复，督促各处军兵，守住要害城镇即可。这安逆走投无路，不足为虑。至于贵州军费可以加倍，提升到八十万两，改善各处守军待遇。”
陈仁锡等人遵命。
另外陈仁锡、徐光启奏报。
在朱由检出巡期间，他们已经让蓟辽督师王之臣把宁远、锦州军主力撤回蓟镇到山海关一线。
全力加强蓟镇至山海关沿线的防守。
仅在锦州保留一千士兵，在宁远保留两千人
平时以此为据点，游兵侦测西鞑和后金动静。
若是后金大兵来犯，则及时撤退。
保持灵活机动。
这样避免被后金围城打援，白白把力量消耗在无用之地，丧失主动权。
对于后金是否会占据锦州、宁远则根本不必担心。
若是后金有这心思，当初也不可能攻下广宁，却又毁城撤出。
后金当初是怕驻守广宁导致兵力分散，老巢空虚，被毛文龙乘虚而入，也担心后勤补给难以维持。
连距离后金更近的广宁，他们都无意占领，更别说锦州和宁远了。
对后金来说，现在这些问题依旧存在。而且明方大力支援东江之后，后金更不敢分兵占城。
朱由检对内阁的安排表示完全赞同。
内阁汇报的下一个议题是郑芝龙。
说是郑芝龙虽然投降，但对其忠诚还是不能完全保证。
原先隶属郑芝龙集团的一些海盗，例如周三老在浙江沿海抢劫。
朱由检对郑芝龙还是比较了解的。
郑芝龙万历三十二年生（1604年），现在应该是二十四岁。
少年时去澳门投奔母舅黄程，学会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后来追随大海商兼大海盗李旦做事，在日本和台湾之间来往。
并且在日本平户岛娶了日华混血的田川氏为妻。
天启四年到天启五年间，在台湾，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充当翻译。
李旦死后，郑芝龙继承李旦在台湾的基业，崛起成为实力雄厚的海盗之一。
从天启六年开始，郑芝龙带领船队从台湾出发袭击福建、广东沿海。
并且乘福建发生旱灾饥荒，招募大量灾民，扩充实力。
和其他海盗不同，郑芝龙的海盗军队并不肆意烧杀，甚至对抓获的明军败将，也不杀害。
从一开始他的策略其实就是通过袭击沿海，彰显自身实力的方式，引起明朝对他的重视。
而崇祯元年，也即是今年七月，郑芝龙终于接受招抚了，被授予福建抚夷守备。
当然郑芝龙接受招抚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借助明朝官方的声势，进一步扩大自己实力，消灭与他竞争的其他海盗，比如李魁奇、杨禄、杨策、钟斌、刘香。
李魁奇、钟斌之类也接受明朝招抚，但因为郑芝龙排挤，降而复叛。
被郑芝龙打着明朝官方的旗号，一一消灭。
其后郑芝龙又在崇祯六年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大败荷兰舰队。
两年后又彻底消灭刘香集团。
此后郑芝龙家族基本垄断了大明到日本，大明到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据记载，当时所有在这海域贸易的商船，都要打上飞黄旗号，郑氏令旗，才能平安做生意。
巨额海上贸易利润被郑芝龙家族垄断，郑家“岁入以千万级”
郑芝龙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
只可惜最后郑芝龙打错算盘，投降满清，被劫持到北方。
这个让西方殖民者望而生畏的海上军事商业集团也随之瓦解衰落。
陈仁锡、徐光启对郑芝龙的看法是此人私欲极重，名义上归顺，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私利。即便打击其他海盗，也不过是为了自己垄断海上贸易。
朝廷实行战时新政之前，财政收入不足，对付后金都焦头烂额，无力在东南投入。
对郑芝龙这类海盗，确实只要招抚过来，不再抢掠，让他去消灭其他海盗，也就满意了。
不能像对待其他官兵一样，随意支配调遣。
但由此带来的隐患是东南军政财税，会越来越被郑芝龙所操控垄断。
朝廷无法控制。
这郑芝龙会成为独立一方的军阀，越往后，朝廷越难管制。
现在既已实施新政，财政收入宽裕，可以考虑派遣能干官员，在东南沿海打造一支真正隶属于朝廷的强大水师海军，以此震慑东南。
对郑芝龙的管束也可加严，对其下属军官可调派往其他地方效力。
若是郑芝龙能乖乖听命，不敢违抗，那是最好。
如果违抗，则予以军事打击，彻底将其势力收归朝廷所有。
而海上贸易的利润，也可以收归朝廷。
至于打造东南新水师的官员，他们推荐现为户部右侍郎的南居益。
南居益曾经在天启三年，担任右副都御使，巡抚福建，击溃红毛海寇（荷兰军队）。
闽人纪念其功德，在澎湖为其建立生祠，是一个干才。
南居益有海事经验，和郑芝龙的前主人大海盗李旦也打过交道，在海寇中也有威信，可担当此任
朱由检沉吟片刻后，否定了这个提议。
他觉得目前就让郑芝龙发育壮大也不妨。
郑芝龙所具备的一些特点，是明朝文官所不具备的。
光是对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熟悉，并且掌握对方语言，这一点就是文官所没有的。
至于海上贸易的丰富经验，更是南居益这样的官员不可能具备的。
郑芝龙现在是一头正在发育的肥猪，就算要杀猪取肉，也为时过早。
就先让他发育壮大，顺便也可以培养大量的海上军事人才，贸易人才，和西洋殖民者打交道的人才。
等到大明把后金扫灭，挟此威势，回过头来对付郑芝龙，让他让出部分海上贸易的权利，分割瓦解其势力，也为时未晚。
更何况大明的海上力量，就以现在而言，也并非就郑芝龙一个。
毛文龙东江同样是海上力量。
扫灭建虏后，以郑芝龙的欺软怕硬的性格，他面对大明朝廷的军威，估计没有胆子敢于强硬对抗。
又何必现在对他过早动手？’
甚至到那时候，可以给郑芝龙指点一条明路，让他带着郑家势力，直接去攻占被荷兰、西班牙殖民占领的印尼、菲律宾等地。
朝廷甚至还可以资助郑芝龙。
这样对郑芝龙和大明来说是双赢的局面。
更甚至可以让他走得再远点，带领大批移民去澳大利亚发展，还怕郑家没有发展空间么？
以后大明处罚文官，也多了一个流放地点。既避免施加死刑，又能传播儒家教化于海外，岂非一举两得。
相信到时候郑芝龙会乐于接受的，当然他不接受也没有其他选择。
不过要更好实现对郑家的操控，有些事情不能不提前着手。
按朱由检知道的信息。
郑芝龙的日本老婆田川氏在天启四年生下长子郑森（郑成功），在崇祯二年生下次子七佐卫门。
此外郑芝龙在日本还有一个女儿，具体是不是田川氏生的就不清楚了，有说是私生女。
这个女儿，是个教徒，在崇祯八年为躲避日本迫害，逃到澳门，嫁给了一个葡萄牙人罗德里格斯。
当地官员可把情况汇总通报给巡抚陕西都御史胡廷晏，再由胡廷晏指定陕南灾情较轻地区，结对救助陕北重灾区。
同样让指定地区的富户公示财产，计口保留足够本家的口粮和日常必要开支，将剩余部分捐助出去。
用这样的办法，除了募军赈济一百一十万人之外，其他灾民也大多能得到救助，可以生存下去。
对于这种在灾区和靠近灾区地区的富户计口捐助家财，原本朝廷内一些官员担心会导致当地富户的不满，甚至引起骚扰。
但事实证明，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身处灾区的富户本身也常处于恐惧之中。
他们每天都在害怕受到灾民抢劫，那时候不但家财尽丧，甚至性命都可能丢掉，妻女清白都不保。
如果自己直接捐钱，则又怕是个无底洞，散尽家财后也得不到任何保障。
到最后反而落得一个提前饿死的下场。
而现在官府出面组织，许下承诺，并且刻石碑为证。
他们捐出家财，就安心地多了。
一来至少可以保命，在当地乡民中也可以有一个好名声。
二来，即便就算银两捐出之后，不足以渡过难关。官府也会源源不断把其他地方的银粮调拨过来，他们作为原先的捐助者，自然会得到优先赈济。
而且旱灾缓解之后，只要朝廷还在，石碑还在，他们终究会得到补偿，甚至可以得到封爵。
权衡利弊之下，灾区和赈济灾区的地方富户，对这一救灾政策，还是积极配合的。
当然不配合也不行。
朝廷刚在灾区招募十万大军。
这十万新兵去打后金不行，但要镇压地方平民富户零散叛乱，还是容易的。
从目前态势看，在以上多种措施并举之下，陕北这场旱灾足可应付。
内阁汇报的另一件事是贵州的安邦彦之乱，请示皇帝后续如何处置。
起于天启年间的四川奢崇明之乱，贵州安邦彦之乱也被合称为奢安之乱。
但实际上四川奢崇明之乱是很快平息的。
天启元年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占据重庆，围攻成都。
天启二年二月，成都解围，五月、六月收复重庆、泸州。
原先被叛军占领的四川失地，绝大部分都已收复：“贼所盘踞，悉入版图”
奢崇明一伙只能龟缩回自己的老巢永宁。
到了天启三年四月，奢崇明老巢也不保。
明军攻克永宁，奢崇明父子狼狈逃至贵州水西，托庇于贵州水西的安邦彦。
两年不到，搅乱四川的奢崇明叛乱基本平定，奢崇明父子被明军打成了丧家之狗，投靠贵州安邦彦才苟存下来。
至于安邦彦叛乱拖的时间确实长了一些。
天启二年五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攻陷毕节、安顺等地，围攻贵阳。
天启二年十一月，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军兵分三路，夺取龙里，进兵毕节，两万明军击溃叛军十万，打死安邦俊，贵阳解围。
天启三年正月，安邦彦军再逼贵阳。
四月，王三善率明军在鸭池、陆广再败叛军，安邦彦叛军退保水西
六月，贵州总兵鲁钦攻入水西，安邦彦逃到织金。
天启四年正月，贵州巡抚王三善被假意投降的土酋陈其愚杀害，安邦彦叛乱势焰再增。
此后安邦彦叛军和明军互有胜负。
到崇祯初年，基本态势是叛军元气已伤，无力再攻下明军守卫的要害据点，而明军要进入深山穷谷，彻底歼灭安邦彦一伙，也难以做到。
双方形成了相持态势，但总体上安邦彦一伙已难翻起大浪。
崇祯元年九月安邦彦号称四路大军进犯龙场，想攻打安普，结果被游击梁东旭击败。
五省总督朱燮元上疏，要彻底围歼安邦彦需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合力。其中四川出兵赤水，云南出兵乌撒，希望朝廷协调，约定时间三路齐出，剿灭安邦彦。
内阁请示朱由检，应该如何处置。
如果要调动三省兵力，大举进兵，彻底剿灭安邦彦，势必要加大军饷投入。
朱由检问陈仁锡：
“如今贵州对付安邦彦叛军，一年军饷多少？”
陈仁锡说道：
“一年所费，也就相当于辽饷一月。”
朱由检盘算了一下，关宁军饷现在一年四百八十万两，一个月那就是四十万两。
现在贵州一年军饷，也就是四十万两左右。
实际历史上，安邦彦是在崇祯二年被明军击溃斩杀。
从官员事后的奏报来看，也并非是大举调兵，合力会剿的结果。
安邦彦纠集号称十万的军队，来攻永宁，结果被明军一万三千人击溃。
按御史毛羽健的说法，“不费调兵，不烦征饷，不俟期会，一战成功”。
叛军主要首脑安邦彦、慕德、奢崇明、阿思落易或斩或擒。
由此可见，安邦彦虽然动辄号称十万大军，实则水分极大，吓唬人用的。
其现在真实境况不过是被明军堵在穷山沟里，再不能攻破据点，打破封锁，明军不打他，他都要熬不下去。
对付这种本已穷途末路的土司叛贼，完全不必大动干戈，以逸待劳就可。
于是说道：
“给朱燮元批复，督促各处军兵，守住要害城镇即可。这安逆走投无路，不足为虑。至于贵州军费可以加倍，提升到八十万两，改善各处守军待遇。”
陈仁锡等人遵命。
另外陈仁锡、徐光启奏报。
在朱由检出巡期间，他们已经让蓟辽督师王之臣把宁远、锦州军主力撤回蓟镇到山海关一线。
全力加强蓟镇至山海关沿线的防守。
仅在锦州保留一千士兵，在宁远保留两千人
平时以此为据点，游兵侦测西鞑和后金动静。
若是后金大兵来犯，则及时撤退。
保持灵活机动。
这样避免被后金围城打援，白白把力量消耗在无用之地，丧失主动权。
对于后金是否会占据锦州、宁远则根本不必担心。
若是后金有这心思，当初也不可能攻下广宁，却又毁城撤出。
后金当初是怕驻守广宁导致兵力分散，老巢空虚，被毛文龙乘虚而入，也担心后勤补给难以维持。
连距离后金更近的广宁，他们都无意占领，更别说锦州和宁远了。
对后金来说，现在这些问题依旧存在。而且明方大力支援东江之后，后金更不敢分兵占城。
朱由检对内阁的安排表示完全赞同。
内阁汇报的下一个议题是郑芝龙。
说是郑芝龙虽然投降，但对其忠诚还是不能完全保证。
原先隶属郑芝龙集团的一些海盗，例如周三老在浙江沿海抢劫。
朱由检对郑芝龙还是比较了解的。
郑芝龙万历三十二年生（1604年），现在应该是二十四岁。
少年时去澳门投奔母舅黄程，学会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后来追随大海商兼大海盗李旦做事，在日本和台湾之间来往。
并且在日本平户岛娶了日华混血的田川氏为妻。
天启四年到天启五年间，在台湾，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充当翻译。
李旦死后，郑芝龙继承李旦在台湾的基业，崛起成为实力雄厚的海盗之一。
从天启六年开始，郑芝龙带领船队从台湾出发袭击福建、广东沿海。
并且乘福建发生旱灾饥荒，招募大量灾民，扩充实力。
和其他海盗不同，郑芝龙的海盗军队并不肆意烧杀，甚至对抓获的明军败将，也不杀害。
从一开始他的策略其实就是通过袭击沿海，彰显自身实力的方式，引起明朝对他的重视。
而崇祯元年，也即是今年七月，郑芝龙终于接受招抚了，被授予福建抚夷守备。
当然郑芝龙接受招抚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借助明朝官方的声势，进一步扩大自己实力，消灭与他竞争的其他海盗，比如李魁奇、杨禄、杨策、钟斌、刘香。
李魁奇、钟斌之类也接受明朝招抚，但因为郑芝龙排挤，降而复叛。
被郑芝龙打着明朝官方的旗号，一一消灭。
其后郑芝龙又在崇祯六年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大败荷兰舰队。
两年后又彻底消灭刘香集团。
此后郑芝龙家族基本垄断了大明到日本，大明到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据记载，当时所有在这海域贸易的商船，都要打上飞黄旗号，郑氏令旗，才能平安做生意。
巨额海上贸易利润被郑芝龙家族垄断，郑家“岁入以千万级”
郑芝龙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
只可惜最后郑芝龙打错算盘，投降满清，被劫持到北方。
这个让西方殖民者望而生畏的海上军事商业集团也随之瓦解衰落。
陈仁锡、徐光启对郑芝龙的看法是此人私欲极重，名义上归顺，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私利。即便打击其他海盗，也不过是为了自己垄断海上贸易。
朝廷实行战时新政之前，财政收入不足，对付后金都焦头烂额，无力在东南投入。
对郑芝龙这类海盗，确实只要招抚过来，不再抢掠，让他去消灭其他海盗，也就满意了。
不能像对待其他官兵一样，随意支配调遣。
但由此带来的隐患是东南军政财税，会越来越被郑芝龙所操控垄断。
朝廷无法控制。
这郑芝龙会成为独立一方的军阀，越往后，朝廷越难管制。
现在既已实施新政，财政收入宽裕，可以考虑派遣能干官员，在东南沿海打造一支真正隶属于朝廷的强大水师海军，以此震慑东南。
对郑芝龙的管束也可加严，对其下属军官可调派往其他地方效力。
若是郑芝龙能乖乖听命，不敢违抗，那是最好。
如果违抗，则予以军事打击，彻底将其势力收归朝廷所有。
而海上贸易的利润，也可以收归朝廷。
至于打造东南新水师的官员，他们推荐现为户部右侍郎的南居益。
南居益曾经在天启三年，担任右副都御使，巡抚福建，击溃红毛海寇（荷兰军队）。
闽人纪念其功德，在澎湖为其建立生祠，是一个干才。
南居益有海事经验，和郑芝龙的前主人大海盗李旦也打过交道，在海寇中也有威信，可担当此任
朱由检沉吟片刻后，否定了这个提议。
他觉得目前就让郑芝龙发育壮大也不妨。
郑芝龙所具备的一些特点，是明朝文官所不具备的。
光是对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熟悉，并且掌握对方语言，这一点就是文官所没有的。
至于海上贸易的丰富经验，更是南居益这样的官员不可能具备的。
郑芝龙现在是一头正在发育的肥猪，就算要杀猪取肉，也为时过早。
就先让他发育壮大，顺便也可以培养大量的海上军事人才，贸易人才，和西洋殖民者打交道的人才。
等到大明把后金扫灭，挟此威势，回过头来对付郑芝龙，让他让出部分海上贸易的权利，分割瓦解其势力，也为时未晚。
更何况大明的海上力量，就以现在而言，也并非就郑芝龙一个。
毛文龙东江同样是海上力量。
扫灭建虏后，以郑芝龙的欺软怕硬的性格，他面对大明朝廷的军威，估计没有胆子敢于强硬对抗。
又何必现在对他过早动手？’
甚至到那时候，可以给郑芝龙指点一条明路，让他带着郑家势力，直接去攻占被荷兰、西班牙殖民占领的印尼、菲律宾等地。
朝廷甚至还可以资助郑芝龙。
这样对郑芝龙和大明来说是双赢的局面。
更甚至可以让他走得再远点，带领大批移民去澳大利亚发展，还怕郑家没有发展空间么？
以后大明处罚文官，也多了一个流放地点。既避免施加死刑，又能传播儒家教化于海外，岂非一举两得。
相信到时候郑芝龙会乐于接受的，当然他不接受也没有其他选择。
不过要更好实现对郑家的操控，有些事情不能不提前着手。
按朱由检知道的信息。
郑芝龙的日本老婆田川氏在天启四年生下长子郑森（郑成功），在崇祯二年生下次子七佐卫门。
此外郑芝龙在日本还有一个女儿，具体是不是田川氏生的就不清楚了，有说是私生女。
这个女儿，是个教徒，在崇祯八年为躲避日本迫害，逃到澳门，嫁给了一个葡萄牙人罗德里格斯。